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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记月令》看时间结构 时间是历史，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中记录。张学诚说，“六经都是历史”，“朔文”说“历史和编年史”。从编年史的角度来看，事物总是按照时间顺序发生和变化。因此，包括六经在内的经典文本无疑包含了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结构,又集中地体现在以 《月令》为代表的一大批早期岁时文献之中。但是,与自然的先后顺序不同,文章典籍中的时间结构在体现为客观时间秩序的同时,更多地展现出文化价值与社会理想的形态。 一、 “月令”是其跨文化的材料之一 在 《月令》及其他岁时文献中,自然与人事的安排不能缺少时间上的顺序。同样,没有了时间结构,其他文章或典籍的书写编纂,也是不可想象的。时间是记述的法度,《左传·定公四年》: “祝、宗、卜、史,备物、 典策。”正义: “备物典策,谓史官书策之典,若传之所云发凡之类,赐之以法,使依法书时事也。”［1］( p． 1506)“备物”即是对所发生的事物进行记述,而在岁时流转之中,则首先表现为对自然物象变化的记述, 《月令》:“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明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最初的史官也是天官,他们首先要负责对天象及自然物候进行准确的观测和记录,不能出现偏差,郑注 《月令》中多次将史官的这种记录称为 “记时候”,即记录每一时节的自然物候。然而,自然的时间,不能不与种种人事相对应,杜预 《春秋左传序》即言: “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1］( pp． 3 － 5)。对自然现象的叙述,要与人事结合起来,是所谓 “表年以首事”。因此,一方面人事的发展顺序以自然物象为分界; 而反过来,自然物象的变化也以人事为参照。两相交互,其中便蕴藏了如前引 《月令》中所说的 “典法” 和 “经纪” 之类的原则。因此,在文章典籍的书写之中,事物之间不仅存在着自然时间上的往来顺序,同时也深刻的蕴含着人文价值上的时间结构。 如同自然中的物象一样,人类社会中的事件也有着时间上的距离。但是,在文章与典籍的书写编纂之中, 逻辑上与价值上的联系都被建立起来。而且只有建立起相应的联系,具备了时间结构,才能被称为文章或典籍, 否则只能被称之为零散的材料。古代文献中大量保存着原始材料,即以 《月令》等岁时文献而论,史官每月观测天象物候,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国语·周语上》载: 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 “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 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曰: “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监农不易’”［2］( pp． 7 － 8)。 太史 “顺时覛土”,通过观测天象与物候来查知时间,其所布告之言,则成为当月的原始记录, 《月令》 称其布告为 “布德和令”: 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 “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 毋有不当。 每月的 “令” 中都包含了对时间与物象的记录说明,并对相应人事做出了规定, 《月令》中保存了一些这样的 “月令”材料: 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 “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 ”( 仲春) 是月也,命司空曰: “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猎置罘、罗网、毕翳、馁兽之药,毋出九门。”( 季春) 乃命有司曰: “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季秋) 命有司曰: “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 孟冬) 命有司曰: “土事毋作,慎毋发盖,毋发室屋,及起大众,以固而闭。地气沮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必疾疫,又随以丧,命之曰畅月。”( 仲冬) 在按照自然时间顺序记述的同时, 《月令》也将事物按照阴阳五行的顺序分属各月。从本质上来看,阴阳五行实际上也是一种时间结构。阴阳关乎时间,《管子· 四时》: “四时者,阴阳之大径也。” 《白虎通·四时》:“岁时何谓? 春夏秋冬也。时者,期也,阴阳消息之期也。”阴阳最初指太阳运行所产生的现象,古人多论及阴阳思想与时间的渊源,司马谈 《论六家要旨》以为,阴阳家 “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汉书·艺文志》亦谓: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而五行在 《月令》 之中被划归到 “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属春夏秋冬和季夏,由此产生了春天 “盛德在木”,夏 “盛德在火”,季夏 “中央土”,秋 “盛德在金”,冬 “盛德在水”,五个时间段的转换。所以, 《月令》中的阴阳五行,在整体上也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