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泸南、西沧河之战与唐前期政局.docxVIP

再论泸南、西沧河之战与唐前期政局 唐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局在天宝十三年的两次战争中作战。一个是龙南战争，另一个是西卓河战争。这两次战争,间隔不长,规模较大,影响不小,是唐史和云南地方史上的重要问题。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认为:“自天宝九载(引者按:据《通鉴》、两《唐书》,应是天宝十载。)杨国忠发动西洱河战事,骚动全国,引起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南诏阁罗凤北臣吐蕃,争战大渡河以南地之后,吐蕃与南诏协力骚扰,连年争战,为唐大患。”木芹先生说:“这次战争(引者按:指西洱河之战。)的时间较长,涉及面较广,规模也较大,所以影响也是大的。对唐来说,战争前内地的情形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由于唐统治者的惨败,使得山雨已经到来。……在战争中,内地人民承担着苛重的捐税和军费,同时失去了几十万人的生命,而结果同样是苛重的剥削。因此,内地的阶级矛盾从所谓平静的状态转向表面化。而早已虎视耽耽的藩镇,来了一次乘火打劫,‘安史之乱,就是如此。”两位先生对泸南、西洱河之战与安史之乱的关系论述甚为简括,奉读之下,很受启发。但可能就因为简括,于是把一些因素,一些引起安史之乱的主要的和重大的因素给忽略了,夸大了这两次战争对这场变乱的发动作用。为了较详细一点理解这两次战争与这场划分唐代前后两期历史的政治事变究有多大关系,以及引起这场变乱的一些主要因素,故在此作些辨析。 一 玄宗朝的战争 对周边的战争,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是屡见不鲜的。唐朝前期进行过多次对周边国家和民族的战争,有正义的,也有非正义的。太宗即位以后,对突厥施行过各种策略,进行过几次较大的战争。这些战争是正义的,它们不仅起到了巩固唐朝中央集权、保证中原和沿边人民安居乐业、发展社会生产的作用,对突厥贵族治下的各族人民也是有益的。这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宗死后的五、六十年中,特别是高宗统治后期到睿宗统治的数十年间,由于唐廷内部的复杂斗争,太宗父子征高丽的军力消耗,以及周边各族贵族力量的逐渐强大,唐朝沿边一些地区,乃至中原一部分地区,常常遭到奚、契丹、吐蕃、突厥等族贵族的骚扰,有时甚至达到打断这些地区人民进行正常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地步。据史籍记载,自嗣圣元年至长安四年这二十余年中,唐朝和周边各族之间有过许多战争,就唐中央方面而言,这些战争多系防御性的。其中尤以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的进扰和圣历元年突厥默啜的入寇为大,前者打到冀州,后者直入赵、定,对东都洛阳造成威胁之势,使中原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资治通鉴》记述道:“突厥默啜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自五回道去,所过,掠杀不可胜纪。”西北吐蕃、突厥、东北契丹等贵族在这些年月中对中原和缘边的进扰,都是非正义的战争,而唐中央方面则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玄宗即位,阅兵骊山之下,整顿军事,显示军威。之后,重用姚、宋,改善内政,劝奖农桑,政权巩固,社会经济日渐繁荣。为解除边患,从开元二年至十一年,又再置陇右等九节度经略使。基于这些因素,唐朝在军事上占了主动的优势地位。唐玄宗统治前期在军事上的胜利和优势地位,是“开元之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这一方面,我们就将不知“开元之治”为何物了。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玄宗对沿边各族的战略、策略,对他们的军事行动,从开元初期到安史之乱爆发,也发生了变化。到开元后期,特别是天宝年间,唐朝十节镇所进行的那一系列战争的性质,多数从正面走向了反面,从正义战争变成进攻、骚扰、劫掠周边各族的非正义战争。 下面依据《旧唐书·本纪》条陈玄宗天宝年间对周边各族的主要战例,借以见出这些战争的性质。 天宝元年八月,突厥阿布思等相与率其党属来降。 四载九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与吐蕃战于石堡城,官军不利,副将褚直廉等死之。 八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兵六万讨云南,与云南王阁罗凤战于泸州。官军大败,死于泸水者不可胜数。 十一载三月,朔方节度副使、奉信王阿布思与安禄山同讨契丹。 十三载六月,侍御史、剑南留后李泌率兵击云南蛮于西洱河,……为阁罗凤所擒,举军皆没。 为了更明晰一些,再补充《资治通鉴》所记的几桩战事: 天宝九载十二月,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合,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 十载夏四月,高仙芝之虏石国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相持五日,……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 十载八月,安禄山将三道兵六万,以讨契丹,……奚复叛,与契丹合,夹击唐兵,杀伤殆尽。 由以上略引的战争年表可以看出,到玄宗统治后期,唐朝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如果处置得宜,就会削弱沿边各族贵族的力量,成为加强帝国各族人民友好交往的动力。但是唐玄宗并未恰当地应用这种优势,他所进行的屡次军事行动,许多都走到反面去了,变成一些无端侵扰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