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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私俚看宋儒的道德追求

作为一种警告和建议的风格，它长期以来出现在《史记》中。先秦箴言规劝的对象主要是君主。随着君权的加强,秦以后的箴则更多地将百官纳入了训诫对象。这些以君主和百官为劝诫对象的箴是官箴。官箴以外,以自己为训诫对象,提醒自身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言行举止、为人处事等方面的箴是谓私箴。以往学术界多以官箴为研究对象,或从官箴的文体流变来研究;或考察历代官箴的渊源;或讲究从官箴中吸取的古人为官为吏的政治智慧和清廉思想;或以具体某一官箴为研究对象,进而研究其时代特色。相比之下,同样能反映时代特征与个人心理的私箴却少有学者论及。有宋一代,宋儒经过不懈的努力实现了儒学的复兴,宋代新儒学是道德心性的学说,道德修养则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环。而宋代私箴则大多是宋儒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自已道德修养方面的具体要求。正因为如此,本文拟以宋代私箴为视角,试图从中看出宋儒道德修养途径及相关的时代内容。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官相互待之以道

箴者针也。《说文》“竹”部:“箴,缀衣箴也。从竹,咸声。”箴又通“”,《说文》“金”部,“”,所以缝衣也,从金,咸声。”正因为箴具有缝合弥补、针灸治疗的功能,因此其引申之义有警示、劝诫、针砭之意。作为一种常用文体,箴言在先秦以前的史料中已不少见。“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管,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正因为如此,晋人陆机《文赋》中将箴与诗、赋、碑、铭、颂、奏、说并列为重要文体。昭明太子文选中将箴列于诗、颂之后,而位居第三,其作用在于“补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箴这一文体作全面界定,厘定了箴体的来源、作用以及其于文于事的特点。他认为,与其作用类似的铭相比,“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

箴一般是四言成句且注重成韵句式或数句或数十句不等但随着后世越来越多的官箴书的出现,其格式上的四言协韵的风格被突破,形成了骈文与散文化的新气象,箴由单纯的文向文书并举的方向转化了。从箴的训诫对象而言,先秦的箴言大多是用来规劝君王的。但随着君权的加强,秦以后的箴则更多地将百官纳入了训诫对象。杨雄为卿、尹、州牧所作的二十五官箴是最为著名的官箴。后人在此文基础上写成了百官箴。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日益庞大的官僚阶层的出现,使历代统治者更加醉心于以箴言来劝诫百官。这些以帝王或百官为规劝对象的是为官箴。相对于官箴,私箴则以作者自身为训诫对象,提醒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言行举止、为人处事,进而对自己的修身为学之道加以约束。有名的如柳宗元的《师友箴》,皮日休的《酒箴》、《食箴》等。到了宋代,随着统治者采取以儒立国,重文轻武的国策,使越来越多的底层士人步入官场。如何做官,又如何做个好官,这既是基于仕途中人学习为政之术的客观需要,更是他们提升自我道德修养的内在要求。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官箴与私箴。宋代最著名的官箴当数宋太祖令天下郡县勒石铭碑,以便让官员晨夕接目的十六字官箴:“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此外,吕本中的《官箴》以简练的语言,告诫官员要“清、慎、勤”;陈襄《州县提纲》对一州一县为官要务所做详细说明;还有许月卿《百官箴》、胡太初《昼帘绪论》、朱熹《朱文正公政训》、真德秀的《西山政训》、李元弼《作邑自箴》等等。这些官箴都是从作者自身为官为吏的实践经验中加以提炼总结的。相对于官箴的发达,宋代士大夫亦重视自我道德的塑造。因此,流传至今的私箴亦不在少数。著名的当算程颢的《视》、《听》、《言》、《动》四箴。孙抃《游》、《言》、《行》、《好恶》,《知名》五箴等等。较之官箴中为官之道的训诫,私箴所涉及范围更广,从宋代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为学之道,为官之道的训诫,以至于日常生活中的处事、交友、养生等各个方面。较之官箴刻板的类似公文体形式,私箴文体则更活泼轻松。相对于对官箴对他人训诫的空洞教条,私箴自警自训则明显地更客观公允。总之,私箴更真实地流露出宋儒的内心感受。基于此,本文以宋儒所作的私箴来管窥宋代士大夫道德修养。

二宋儒认为人中有情

在宋人眼中,宋儒是道德的楷模。而从其个体的角度而言,道德作为宋儒身份的一个标识,是促成其个体完善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宋儒无不努力在主观层面自觉实践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观,并以道德上的完善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私箴中对宋儒自我道德上的要求不胜枚举。在宋儒看来,一个人的道德的失落,主要是受外部物欲的影响。故而只有正心、诚意、端正态度,才能排除外界干扰、一心向善。于是,正心诚意实为道德修养第一要务。“天命之性,得之者人……是以君子,必正其心……众形役之,统于心官,外止弗流,内守愈安”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