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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秉文、陶行知新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郭炳文和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学的两位奇迹。这对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同门校友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为舞台,在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相互配合,曾取得当时中国教育上登峰造极的成就。

一、从“政治哲学”到“教育社会”

郭秉文和陶行知的人生交集始于何时,尚缺少可靠资料证实。郭秉文1908年赴美留学,陶行知则在1908年前尚未到南京,所以直到1914年前他俩不会有交往。

一种猜想是他俩在1914年8月第一次见面或交往。当时陶行知正准备从南京出发去美国留学,而郭秉文则是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到南京帮助江谦筹办南高师。但是,由于陶行知1914年8月15日从上海招商局码头登上“中国号”邮船赴美留学;现有文献只能确认郭秉文正是1914年8月回国,但不能确定是8月的哪一天回国34。所以他俩此时直接见面的猜想证据不足。

尽管郭秉文与陶行知在1914年8月直接见面的依据不足,但在这一年他们的人生出现交集的证据是充分的。成为这一交集的第一个媒介是当时任江苏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1914年6月22日,金陵大学举行毕业典礼,陶行知在该校当年20名毕业生中以第一名毕业于金陵大学文科哲学心理系,他以优秀毕业生的资格被推选在毕业典礼上宣读论文,江苏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应邀参加毕业典礼并授中文文凭,陶行知面赠所编《金陵光》,自此陶、黄二位结为深交,共同为教育事业奋斗。1946年黄炎培在陶逝世后所写的《哭陶行知先生》一诗中,首句即称颂陶为“秀绝金陵第一声”。

而在这一年回国的参与江谦筹备南高师的郭秉文不与同在南京城教育圈的黄炎培交往的可能性实在太小。郭秉文回国后,与他的博士论文同名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TheChineseSystemofPublicEducation)191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除了英文原作1915年由哥伦比亚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出版时导师孟禄所作序外,还加上了黄炎培所作的序,可以作为侧证。

成为这一交集的第二个媒介就是江谦。江谦与陶行知为徽州小同乡,1913年陶行知与汪纯宜结婚,陶行知父亲陶位朝在南京汇文女校任教,全家迁至南京,与南京教育圈内的江谦交往在情理之中。陶行知1946年与柳湜说他搞生活教育的第一位先生是张謇805,而江谦就于1902年受张謇之邀担任通州师范学堂堂长,有可能是陶行知知晓张謇的早期导引;另一种可能是张謇与黄炎培当时分任江苏教育会正副会长,从这条线上也说明郭陶之间交集的出现。又正是在1914年江谦找到郭秉文和郭的同乡熟人留美教育学士陈蓉帮助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堂。

所以,把郭秉文与陶行知的人生交集起点定在1914年是能成立的。此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美学生会、中国科学社都成为他俩人生交集的媒介。1915年秋,陶行知从伊利诺斯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有无曾在哥大教育学院就学的郭秉文影响,尚无确切证据。

1917年9月,陶行知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世人仅讲到陶行知的这一工作选择与郭秉文有关,就本人长期研究陶行知的直觉而言,多少还与江谦有关,只需查一下南高东大的徽州人任职情况便可了然。

从此,郭秉文与陶行知有了最为直接、密切的交往,郭秉文成为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同门学长之外,又成为顶头上司。在此后郭秉文与陶行知有了一段同步升迁的奇妙缘分:1918年3月21日,江谦因病休养,原教务主任郭秉文代理校长后,陶行知即代理教务主任;1919年9月1日,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后,郭秉文聘陶行知任教务主任,直到1922年2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上海开董事会会议上陶行知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还维持了一段南北两地奔波的时间,1923年多次向郭秉文请求,才辞去教育系主任。这5年多是郭与陶深层交往的一段时光。他俩精诚合作,默契配合,完成了南高和东大的多项创举。

此后,直到1925年郭秉文被免除东南大学校长的一段时间内,郭与陶都有较频繁的交往。陶行知还在1925年7月28日,被聘为郭秉文任董事长(1924—1929年)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部执行秘书,掌管美国庚款分配工作。依据能见到的史料,1926年郭秉文去美国后,他俩的交往日少,除陶行知主持编辑的《新教育评论》1927年第3卷第9期发表郭秉文写的《费城博览会中国展览第三次报告》外,未见其他交往纪录。一直到1946年陶行知先于郭秉文离开人世,在多次影响甚大的追悼仪式中,却未见到当时已在美国的郭秉文的悼念文字。

二、《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是一项不因之文

与一般的同事不同,郭秉文与陶行知都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融入世界教育现代化的潮流,并为此相互支持,合力同心。

郭秉文在教育上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