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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吐蕃时期的君臣关系看汉藏关系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内民族关系的发展和统一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的。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具体条件的不同,其关系的内容和形式,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唐朝和吐蕃时期,以使臣往还为表现形式的汉藏两族团结友好关系的发展,就是这种特点的一个具体内容。它为藏族人民与祖国各族人民,首先是与汉族人民的兄弟联合和共同缔造祖国大家庭奠定了基础,在汉藏关系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解放后,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内各民族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逐步形成。但是,多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民族反动残余势力的蛊惑宣传,人们对于汉藏兄弟关系的发展过程和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必然性并不全然了解。因此,研究阐述这一历史过程的各个侧面,分析揭示通过使臣往还所表现的汉藏关系的内容特点,对于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统一,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汉藏两族成为亲密的兄弟民族,己经有了悠久的历史。还在唐朝和吐蕃王朝之前的长久岁月里,藏族的先身——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诸古代部落,即与祖国内地的各族人民有着频繁的交往和密切的联系。他们或迁徙往来,交错杂居;或互通有无,广泛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或联合一起,共同进行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对创造祖国的古代文化和增进人民间的友好情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大量史书所作的记载和西藏、青海、甘肃等地挖掘出土的各种文物古迹,就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具体记录。

到公元七世纪初,我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内地,经过三百余年的分裂动乱,一个强大、统一的唐王朝,建立、巩固和发展起来,并出现了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家富强的局面。分布在域西的突厥、回纥、吐谷浑和党项诸羌,畏唐之威,慕唐之风,都纷纷臣服或内属唐朝,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与此同时,居住在西藏高原的吐蕃,在其卓越的赞普(君长)松赞干布的努力下,经过纷繁的兼并战争,也统一了青藏高原的各大小部落,建立了一个“雄霸西域”、“四邻畏之”的吐蕃王朝,并且经过迁都改制、创造文字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如此“势均力敌”的局面,使他们一致感到:谁也将不能以武力征服对方,而各自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文化的共同需要和两地人民间长期形成的千丝万缕的相互关系,又不能不使他们紧密联系,频相往来。特别是唐朝“贞观之治”的良好声誊和内地先进文化的吸引,更促使吐蕃在相互关系中采取主动。这样,唐蕃之间的友好往来,就被提上历史的日程,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

新的形势,新的要求,使汉藏两族间的友好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局面。随着唐蕃两个统一政权的建立,交织在相互关系中的地域范围更加扩大,人口数量更加众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双方关系所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广泛深刻,交往的形式也更具有当时历史时代的特点——除了民间的传统交往外,作为两个统一的王朝,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一切重大问题的解决,差不多都采取了使臣往还的形式,通过王朝政权的代表,将两族之间的各种关系问题集中统一起来,使之成为国家、民族和整个朝政的一部分。这样,使臣往还,也就成了唐蕃关系的集中表现,具有王朝内全民族和多民族共同的性质,致使贯穿于整个唐蕃关系历史的始终。

唐朝和吐蕃的使臣来往是从公元六三四年,亦即唐太宗贞观八年和松赞干布执政的时候开始的。当时,正值唐朝部署进攻吐谷浑的前夜,吐蕃通好的使臣到达长安,唐太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于同年,遣使冯德遐入蕃答礼,表示友好。从此以后,直到公元八五一年,即唐宣宗大中五年,吐蕃内乱,王朝崩溃,先后二百多年中,唐朝和吐蕃之间的使臣往还,就再也没有间断过。

在这二百多年中,唐蕃使臣往还的次数是很多的。据《唐书·吐蕃传》、《唐会要》和《通鉴纪事本末》等书记载,有具体时间、事要可数的双方使节往还的次数,累计即达一百四十二次。其中,唐使入蕃五十一次,蕃使至唐九十一次,平均每一年半左右,就有一次使臣派出。此外,尚有多次往来,因限资料条件,或因局部性质和不详年月,未能一一统计。如果详加考订,悉数计入,其次数之多,料必会在二百次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即有一次使臣往还发生。如此频繁的交往,发生在交通条件尚不便利的遥远的古代和两个不同王朝的民族之间,其关系的发展,足见已达到了何等密切的程度!正如《全唐文》卷二一中所说:“申以婚姻之好,结为甥舅之国,岁时往复,信使相望”。这种“欢好不绝”的情景,正是当时使臣往还情况的具体写照。

当然,唐蕃关系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使臣往还的次数,在各年的分布也不完全一样。有的时候,因需要解决的问题较多,次数便比较多些;有的时候,因需要解决的问题较少,次数便相形减少。就以笔者列表统计的一四二次而言,除在各年广泛分布外,其中有十四个年度,每年达到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