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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卷制基于韦伯的分析

关于《刑事诉讼法》

法院处理所有案件，包括受理文件和判决等正式文件。这些文件是每个案件都需要的。最高法院曾先后发布了许多关于法院案卷制作方面的文件。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试行法院诉讼文书样式的通知》(1992年6月20日法发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公文处理办法的通知》(1996年4月9日法发9号)等等。近几年来,法院对案卷制作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案卷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对案卷制作中很细微的技术性问题,法院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案卷制作技术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相当有深度的研究成果。1我们认为,案卷制作,尤其是判决书的制作是司法过程中最有影响的因素之一。本文将通过对民事判决书的分析,讨论法院案卷制作技术兴起的原因对司法产生的影响。

一、政府作用下的理性化表达

依据韦伯的权力社会学,现代的官僚制和科层制是法理型统治的典型代表。它代表不以个人为标准的、追求效率的组织及其活动方式,它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特征。但是,理性化的官僚制和科层制只有在近代西方国家中才真正产生。法理型现代官僚制的一个必须要素就是文书以及档案制度。当然,案卷制度与韦伯讨论的现代官僚制的其他一些要素也有密切联系。如公务员要受法规的约束,而法官之所以要制作案卷,这是由法律明文规定了的;上级对下级有一种统辖权力,如指挥、命令甚至强制的权力;而下级对上级也有申诉的权利。但是官僚是自由人,只在职务内服从命令。2现代官僚制具有这样一个特点:控制官僚制主要依赖技术性法律和规范,现代科层制的技术化倾向非常明显。这也是它与前现代科层体制的重大区别。现代科层必须倚重各类专家,实现管理的科学化和合理化,以回应现代社会系统内部和外部的种种挑战。传统的全能性人才或魅力型人物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已经无能为力了。而科层的日常工作大部分与信息的收集整理、可行性决策方案的提出以及对这些方案进一步的论证等等相关。因此,组织成员必须具备专业知识,受过一定的职业训练,否则即不具有从业资格。从前文可以看出,法院的案卷制作也是一项非常专业的活动。这种专业型不只体现为制作案卷需要法律知识,也体现为制作案卷的一些纯粹技术性要求。3

法院案卷的制作,何以成为韦伯所分析的理性化的表征之一呢?这主要涉及到文字和口语的不同功能。在现代,书写文化逐渐取代了口头文化。这种书写文化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重要条件。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书写以及由此引发的印刷技术饶有深意,它助益着现代社会中的理性、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观。因为书面文字是固定的、有形的,能够被广为传播,在这一点上,它打破了传统的等级制和权威,使现代抽象社会得以有存在的可能。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因为连接人们的传统纽带支离破碎,书面语言的兴起,使人们可以在对文本的读解中就获得信息,而不必非要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才能够理解意义。在现代社会,随着判决书可接近性的大大增加,话语实践在国家权力策略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了。书面文字在一般情况下,其意义的接受要比口头交谈更为理性化一些:它不可能完全保留口头交流中的具体情景;书面文字的意义完全可以在作者不在场的情况下被接受,阅读者受外界的干扰很小。在阅读中,主体基本上是理性的、自律的,他必须按照书面文字的逻辑和顺序阅读和理解。而且,他必须从文字的一般语义来理解文字的含义,而不能按照文字的地方性意义来解释。这样,书面语言就超越了地方性的限制,获得了常规化的普适意义。因此,案卷能把日常生活中很难用语言表达的表格等形式用语言表达出来,使复杂的口语交流情景简化为凝固的文字。而且,法院制作的很多案卷都是填充式的,这在日常语言表达中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可以大量复制的案卷中,才有可能。这样,法院对同一件事情的描述就非常简单,因为很多案卷有固定的格式和内容,只需要根据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往里面补充内容即可,法院无须判断哪些内容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案卷中的陈述也往往是格式化的、整齐的,制作者甚至无须自己组织语言,这样一来,案卷的制作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制作都只具有一种纯粹程序上的、管理上的意义。如果说口语交流总是含混不清、缺乏逻辑性,言谈充满情景界定的话,那么,案卷这种书面的意义体系更便于交流,更便于实现理性化,包括形式化、逻辑化、系统化、一体化和效率化。

福柯和吉登斯的理论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法院案卷制作技术的现代性。福柯认为,在现代生活中,检查(examin)是工业社会特有的权力——知识形态,它是控制、排斥和惩罚系统中的工具,也是确立或恢复规范的手段。17世纪,新的社会控制形式、警察机构的发展、对居民的监控等等,为“检查”这种新的权力——知识形态的形成做了准备。4而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