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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董责险与企业绿色创新探究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长期以来粗放的发展方式虽加快了经济发展，但加剧了生态破坏，致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愈发紧张。在此背景下，制造业需要通过绿色创新来改变发展方式。但是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不利于企业自觉实施绿色创新活动[1]。

因此，需要借助政府环境规制这一外生力量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与此同时，绿色创新活动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这便加大了企业决策的难度，管理者为了规避投资风险而倾向于低风险投资项目，对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态度淡漠[2]。此外，需要通过有效的公司治理这一内生力量，克服企业管理层的短视行为，促使企业积极进行绿色创新。

关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问题，于连超等(2019)基于波特假说进行分析，发现调控环境税能够在宏观层面上对企业绿色创新进行干预[3]；也有学者提出，过于严苛的宏观环境规制不利于企业的绿色创新[4]；叶琴等(2018)研究认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同[5]。可见，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争议，两者间的关系尚无定论，相关研究仍需持续开展。我国在2002年首次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

近年来，新《证券法》对于投资者保护和信息披露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这间接加大了企业管理者的赔偿责任和诉讼风险，为了让管理者轻装前行，上市公司对董责险的需求越来越大。董责险作为一种新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6]。那么，企业购买董责险是否有利于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意愿，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呢？进一步地，实际上内部治理与外部环境规制同时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与董责险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关系呢？假如存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何种影响呢？

2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

学术界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但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主要归结为以下三类研究结论。

第一，正向激励效应。刘明广(2019)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证实了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均能够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7]。Li等(2021)认为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活动[8]。

第二，负向抑制效应。张玉明等(2021)提出过于严苛的宏观环境规制，不利于企业的绿色创新[4]。

第三，存在不确定性。邝嫦娥、路江林(2019)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解析，发现两者的关系曲线呈现出显著的V形门槛特征[9]。

在当前环境下，一方面，企业面临更加严格的政府方面环保要求，其短期效应便是促使企业增补治污成本以及缩减绿色创新投入；另一方面，随着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只有那些长期坚持绿色创新投入的企业才能够维持产品竞争优势，从而在长期发展中获得稳定收益，足以弥补前期的绿色创新投入。

另外，伴随着我国消费者环保理念的日益提高以及产权保护体系的不断完善，消费市场更加青睐于绿色创新型企业，这也会引导企业致力于实质性绿色创新。综上所述，本节提出假设1。

H1：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2.2董责险与企业绿色创新

董责险是一个新兴的外部治理机制。董责险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企业创新方面，对绿色创新的相关研究还较少。其中，肖小虹、潘也(2022)等认为，引用董责险能够激励企业的绿色创新，这是因为保险公司担负起管理者可能面临的责任风险，能够促进高管投资风险较大的创新活动[10]。胡国柳等(2019)认为，董责险具有风险兜底效应，提高了管理者的风险容忍程度，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积极推动企业创新行为[11]。有学者基于创新产出的角度，证实了董责险能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12]。综上所述，本节提出假设2。

H2：董责险正向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

2.3环境规制与董责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协同影响

企业的治理活动受到外部制度的约束，其又影响着企业战略的制定，决定企业是否进行绿色创新。

一方面，董责险作为一种治理机制，通过影响董事高管的风险承担度，影响企业战略决策；另一方面，企业行为也受到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外部环境规制与公司内部治理之间具有耦合作用，如王锋正等(2018)认为，在外部环境政策框架下，加强董事会治理能力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创新[13]。

根据文献梳理结果，学术界对环境规制、董责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问题均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关于企业绿色创新语境下环境规制与董责险的协同作用却鲜有人研究，而环境规制和董责险在中国现实情境下是被同时使用的。基于以上分析，本节提出假设3。

H3：董责险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3研究设计

3.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相比于其他行业，制造业面临的环境压力较大。因此，根据证监会在2012年修订的行业分类标准，选取20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