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寻根、以美化人与课程思政路径.docxVIP

理论寻根、以美化人与课程思政路径

摘要：课程思政要有效开展，教师应该立足课程，发掘总结课程内在、独特的思政资源和思政路径。“文学概论”的课程思政实现路径之一是将文学理論问题中国化、具体化。文体论教学将此路径具体化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探索语言文化性，深入体会汉语之美；二是品评形式“意味”，沉浸感受氛围之美；三是分析散文化叙事，总结文体传承与创造。在此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从感性和理性两个层面体悟中华美学精神，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文学概论；课程思政；文体论；文化自信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共同实现社会主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又有区别，最大的区别即是其专业性，“重在知识传授中强调价值观的同频共振”[1]。因此，课程思政要有效地开展，就应该立足课程，发掘总结课程内在、独特的思政资源和思政路径。“文学概论”课程思政要体现其自身课程特点，实现路径之一即是将文学理论问题中国化、具体化，在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分析中加深学生对文学理论的理解，提升分析中国文化、文学问题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一、探索语言文化性，深入体会汉语之美

“寻根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坛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寻根作家不仅提出了“文学应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主张，认为文学书写应该从社会表层转到文化深层，而且还对如何在实际创作中实现这种转化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在技术层面探寻“模仿西方”之外的根植于民族本土的新可能，他们的探索也成为“文学概论”课堂上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鲜活实例。

（一）语言的文化性

“从文化的背景上找语言”是李杭育一篇文章的标题，其“语言”意识可见一斑。作家不仅意识到了语言对于写作的重要性，更意识到了语言的文化性。这样一种强调语言的民族性、本土性的语言观在寻根作家中具有普遍性。

文化意识的觉醒往往由语言开始，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直言，他对楚文化的直接感知就是从语言开始。汨罗江边，屈子祠附近的当地人“把‘站立’或‘栖立’说为‘集’，这与《离骚》中的‘欲远集而无所止’吻合”[2]。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穿越历史而依然存活的字、词，韩少功感受到了楚文化的命脉和中国文化的根。阿城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中，更是直接宣称，“语言是什么？当然是文化”[3]。阿城指出，虽然人类的欲望、人性具有相似性，但却不能想象用世界语去写人性。即使是所谓的普遍人性，在文学中，也因表达文字文化积淀的不同而显得不同。

语言承载了文化，文学语言更是一种“文化”的语言。寻根作家大多注重对极富地域文化特色语言的发掘和使用。在李杭育看来，作家最重要的事情“就在于找到最适合他脾胃，同时也最适宜表现他的具有特定文化背景之韵味的题材的那种语言”[4]。作家的语言需要自己去寻找，语言不仅要和作家的个性相契合，还要与题材的文化背景相契合。语言特色不是空洞的感觉，而是和深广的文化相关联。语言的文化性中最基础的层次是“民间化”的词汇，即带有传统文化信息和意味的词语。贾平凹以陕西为例说明了地域对文学的影响，“陕西的地域差别是特别大的，地域的不同必然使文化和人的性格不同，也必然会影响到写作中去”[5]。在对寻根作家语言观的引述中，使学生加深了语言的文化性以及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二）感悟汉语之美

在课程讲授中，教师不仅从理论层面阐释汉语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而且结合具体作家的作品让学生在感性层面进一步体悟汉语之美。李杭育的小说语言和吴越文化相关联，特色鲜明，成为授课中的典型例证。如在《最后一个渔佬儿》中，李杭育的语言素朴明快。“船到东溪，福奎因为夜里还要来收滚钓，便把船摇进船棚，上岸步行回家。……但这大贵太可恶了”[6]。对以上这段引文，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品味：一是动词主导。“到”“收”“摇”“上”“行”“回”“嘱咐”等动词的连续使用使小说如简笔画一般勾勒出最后一个渔佬儿福奎简单质朴的生活。二是长短句的交错，节奏不急不徐。简单明丽的语言既和对象的简单生活相契合，又与吴越文化的清新自然相契合。

与李杭育的民间化简洁口语不同，阿城的语言更具书面文化色彩。引入阿城的小说，加深学生对语言文化丰富性的理解。以《棋王》为例，阿城的语言不是“一贯主张的‘生活化的语言’，而是从‘书本’中来的语言”[7]。李洁非把《棋王》的语言与日常口语作比较，说明小说由于这样一种古典白话的使用而使文章呈现了特殊的情调，比如“只见老者进了大门，立定，往前看去（而不是：站在那儿）”。《棋王》语言除了用语的“古典白话化”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古典白话”和“时代话语”（主要是带有政治色彩和时代特色的词汇）的混用，形

成了一种张力。比如，“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这样的语言在单纯的怀旧之外多了几分更为复杂的意味，包含了作者对“文化”的个人化理解。寻根作家将文学的文化性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