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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枝莲纹的当代转译实践探究

中图分类号：J5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436（2025）13-0004-03

1纹样的文化基因：文化本源与符号建构

1.1传统艺术中的莲花符号体系

莲花作为传统艺术的核心意象，构建起内涵丰富、形态多元的符号体系，贯穿于文化表达与艺术表达之中。从文化内涵来看，传统文化赋予莲花“生于淤泥，不为泥污”的独特特质，使其成为纯净高洁、生生不息精神境界的象征，古典文献中也常以“出淤泥而不染”来比喻品格修养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艺术表达层面，不同形态的莲花有着不同寓意：单瓣莲象征质朴本真，复瓣莲寓意圆满和谐，千瓣莲代表极致完美。而在造型艺术里，莲花符号的应用十分广泛，既见于器物装饰，如陶瓷器血以莲花为纹，体现“清水出芙蓉”的自然美学[1]；也存在于藻井等建筑装饰中，如敦煌莫高窟藻井的莲花向外辐射纹样，便暗喻着生机绵延的宇宙观[2]。此外，这一符号体系还在东亚、东南亚持续演化，从印度犍陀罗的写实造型，到中国唐宋的缠枝莲纹，再到日本的枯山水意象，无不体现出不同文化与本土艺术的融合。

1.2缠枝莲纹的形成与工艺载体演化缠枝莲纹源于汉代缠枝纹，在宋代走向成熟，至元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它以波状线与切圆线构成连续布局，呈现出枝茎缠绕、花繁叶茂的形态，蕴含“生生不息”“清廉高洁”的寓意，流传十分广泛[3]。

这一纹样在景泰蓝载体中的演化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元末明初时，缠枝莲纹是掐丝珐琅的主流题材，其釉质晶莹、色彩明艳，布局疏朗且花叶硕大，纹样采用单线掐丝，偶见多层布局[4]；明宣德时期延续了这一风格，釉色温润，缠枝莲纹直颈瓶便是典型代表[5；明中期，其布局趋于繁密，花叶缩小，其他题材逐渐占据主导；明晚期，缠枝莲纹退为次要装饰，花叶变得纤小，双线掐丝的使用增多，龙纹等题材成为主流；清乾隆时期，景泰蓝工艺达至巅峰，缠枝莲纹演变为纤秀的“勾子莲”；到了晚清，仿乾隆的作品中，该纹样呈现出衰退特征，花叶松散，结构也与原作存在差异。

2语义嬗变的历史轨迹：三重文化镜像

2.1早期象征阶段（元一明初）：精神象征的物质化表达此阶段的缠枝莲纹与早期文化中的特定寓意形成了深度结合。在元及明初的珐琅器物中，深色珐琅（如钴蓝釉）常被选为底色，莲花造型则多遵循“吉祥八宝”图案体系等特定传统艺术范式。

从工艺层面来看，工匠在掐丝时，讲求线条的线性精准与分布匀整，而釉料流淌形成的细密流釉质感，则用以营造庄重典雅的视觉效果，进一步强化了缠枝莲纹作为精神象征的文化内涵。

这些器物及其装饰纹样，不仅以精湛工艺彰显了物质价值，更因承载着传统吉祥寓意而成为特定文化语境的重要物质载体。其文化内涵的强化，常常借助与传统吉祥等图案的组合构图来实现。以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晚期“景泰款”掐丝珐琅缠枝莲纹龙耳瓶（文物号：为例，其装饰通过缠枝莲纹与传统吉祥图案的协同布局，共同构建起了传统文化的视觉场域。

2.2皇权表征阶段（明清）：权力的纹样编码

明清时期，缠枝莲纹的使用被纳入严格的官方规范体系。《大明会典》等典章记载显示，缠枝莲纹与龙纹的组合被明确定为宫廷御用范式，成为象征至高皇权的重要标识。如明代“正德款青花缠枝莲五龙纹盘”，就采用了典型布局：五条龙纹居中盘踞，遵循“居中为尊”的视觉法则，直观传递出“皇权神授”的政治隐喻。

清代乾隆时期更见创新，工匠将缠枝莲的枝蔓形态巧妙融入龙纹、“”字纹、福寿纹、江崖海水纹等元素中。故宫博物院藏“掐丝珐琅缠枝莲云龙纹象首三足葵花式熏炉”（便是例证：缠枝莲与象征江山的江崖海水纹、象征皇权的云龙纹、寓意福寿的“卍”字纹和福寿纹相搭配，共同构建出“江山永固、福寿延绵”的政治意象。这一演变标志着缠枝莲纹完成了从宗教符号到政治图腾的语义转译。

2.3民生转译阶段（当代）：符号的民主化进程

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缠枝莲纹正经历着深刻的语义泛化与应用场景迁移，其身影已广泛融入公共文化消费领域。这一标志性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其一，作为国礼的缠枝莲纹设计（如2014年APEC会议“四海升平”赏瓶），通过创新融入“水纹”等元素，使纹样语义从传统的“皇权”象征转向传递“和平发展”“交流互鉴”的当代价值理念。其二，在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体系中，传统缠枝莲纹被巧妙解构并赋予卡通化风格，与“好运莲莲”等当代流行语汇相结合（如“好运莲莲”主题餐具、钥匙扣、冰箱贴等），实现了面向年轻受众的趣味性转译。

这种趋势清晰反映出缠枝莲纹文化符号的普及化进程——其使用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转而成为广泛服务于大众日常生活美学的国潮元素，最终完成了从“皇家符号”到“国民符号”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本身即构成其文化语义历史嬗变的重要标志。

3国潮语境下的设计转译：五维模型与实践

3.1形态解构：从传统纹样到模块化设计元素

故宫文创对缠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