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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中介机构的归责原则与责任形态分析

目录

TOC\o1-3\h\u7383证券发行中介机构的归责原则与责任形态分析 1

26393（一）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诉讼中的归责原则 1

31750（二）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诉讼中的责任形态 2

81471.《证券法》等法律与司法解释的中介机构责任形态 2

50212.《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中介机构责任形态 4

178853.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的对比总结 5

（一）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诉讼中的归责原则

回顾《证券法》的立法与修改历史，可以发现过错推定原则也并非起初就有的。1999年《证券法》设立之初，对于证券中介机构的要求仅有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包括“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核查并验证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以及“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这三个要点，而并未涉及主观过错的证明责任倒置。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的《证券法》还较为稚嫩，仅仅确立了过错责任制，而并未考虑到中国证券行业发行人、中介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专业能力与掌握信息的巨大鸿沟。直到2003年2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下文简称《虚假陈述赔偿规定》），证券虚假陈述诉讼才首次确定了证券承销商、保荐人、审计、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责任承担的过错推定原则，作为原告的投资者不再需要对中介机构的主观过错加以论证，证券法及其司法解释也逐渐走向不断强化投资者保护的修改路径。随后2006年《证券法》正式采纳了司法解释中的过错推定原则，并沿用至今。现行《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指出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勤勉尽责，核查并验证证券发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若文件存在虚假陈述情形导致投资者损失，证券服务机构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才能免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外，《证券法》第八十五条也提到，除发行人的直接责任人员以外，证券发行的保荐人、承销商及其直接责任人员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才能免于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两条法律条文明确了虚假陈述诉讼中对各个中介机构都应当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从实践角度出发，我国证券行业的高速发展，意味着股票、债券等市场背后充斥着大量不成熟的投资者群体，尤其是个体投资者。尽管相关法律已经对部分证券市场设立了一定的准入门槛，常见的公开发行证券渠道也被要求区分投资者的类型（如通过投资者自测或者投资经验限制等来区分风险偏好与准入能力等），但具体的检测、筛选机制是否落实、如何落实又是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实践中往往还是有太多不适格的投资者在做一些超出其能力的投资项目的情形。相比之下，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作为信息的第一手提供者，对于真实信息有更加完善的掌控程度，对于证券行业的游戏规则也有更好的把控，信息不对等的困局始终是笼罩在证券市场的上空。此时，中介机构不仅是协助发行人完成信息披露义务的辅助人角色，更是维护证券市场良好有序运行的“看门人”.

.参见[美]科菲：《看门人机制：市场中介与公司治理》[M].黄辉.王长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二）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诉讼中的责任形态

不同于过错推定原则在《证券法》与司法解释中的一致性，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诉讼中可能承担的责任形态有两条不同的分析路径。

1.《证券法》等法律与司法解释的中介机构责任形态

证券发行虚假陈述案件的中介机构包含了承销商、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等多种主体，法律关系极其复杂。现行《证券法》的第八十五条与第一百六十三条均规定存在过错的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诉讼中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结合司法实践而言，笔者认为此处应当包括了让中介机构承担全部连带责任与部分连带责任的两种形式，但《证券法》对该连带责任的具体比例也没有给出一明确的个判断标准，仅仅是五洋债案与康美药业案中介机构在连带责任的承担比例上出现了全部、10%、5%三个梯度，这固然是法院结合责任承担、过错程度与可信赖性的结果，但在法律依据层面仍有欠缺。

此外，笔者也考量了《注册会计师法》与《律师法》之规定是否能适用于中介机构之责任。尽管《注册会计师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会计师事务所违反该法规定给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通常用于处理其他法律关系的纠纷，还未曾被法院认可适用于证券虚假陈述诉讼并据此作出判决。而《律师法》则更着眼于关注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对律师事务所作为中介机构在证券发行虚假陈述问题并未涉及，更没有相关的责任承担规定。

而在司法解释领域，《2003虚假陈述赔偿规定》曾一度确立了与证券发行中介机构对虚假陈述承担赔偿责任的机制，但该司法解释已经被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2022虚假陈述赔偿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