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论文：健全行政问责制，构建责任型政府.docVIP

健全行政问责制，构建责任型政府 徐艳晴 【摘要】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型政府的建设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焦点之一。在界定行政问责制和责任型政府的相关概念后，提出加强行政问责意识、强化异体问责、明确行政问责客体、完善行政问责机制 来健全行政问责制，构建责任型政府。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责任型政府 在现实的公共管理实践中，公共事务的日益繁多复杂，权力本身所具有的毒素加上个人私欲的膨胀往往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背离公益的轨道，为此，必须切实加强对行政权力的事后监督和责任追究，实现行政问责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法治化。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处于高速全球化和市场化之中的高复杂性和高风险性的社会，这里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给予了政府新的压力和新的期待。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型政府的建设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焦点之一。 一、行政问责制 在公共行政领域，最早对“行政问责”进行明确规范界定的是美国学者杰·M·谢菲尔茨。1985年，他在《公共行政实用辞典》一书中明确规范了行政问责(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的概念，并将问责的范围界定为“由法律或组织授权的高官，必须对其组织职位范围内的行为或其社会范围内的行为接受质问，承担责任”。 在我国法律法规中没有统一的解释，中央的文件也没有界定这一概念。根据问责主体范围的不同，关于行政问责制的含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观点有以下三种：一种为行政问责主体是社会公众。一种为行政问责主体是政府，即“同体问责”。一种为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即“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相结合。这种定义不仅强调行政系统的“同体问责”，更加注重行政机关之外的“异体问责”。问责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执政党、民主党派、人大代表、新闻媒体和公民等所有具有行政权力监督功能的主体。这种定义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是一种被广泛承认并被普遍使用的行政问责制定义。 我们基于对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借鉴，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行政问责主体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规则，强制性地要求政府官员就其行政决策、行政行为和行政结果进行解释、正当性辩护和接受失责惩罚的规范。它既是一个程序规范，也是一个实体。 第一，行政问责主体。这是由“谁”来问的问题。行政问责绝不是孤立的政府机构内部的上问下责，而是由权力机关、公民社会、司法机关和政府机构内部几大部分组成。按照问责主体不同，可以将行政问责划分为政治问责（包括人大问责和党内问责），司法机关问责（法院主持行政诉讼）、政府机构内部问责（包括政府机构上级对下级的问责和审计、行政监察等独立机构的问责），社会问责（包括舆论问责和公民问责）。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行政问责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形成问责合力，才能真正发挥行政问责机制的成效。 第二，行政问责客体。这是问“谁”的问题。基于行政权力在现代社会的特殊地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文的研究，行政问责客体界定为拥有和执行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即各级政府首长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 第三，行政问责的内容。这是问“什么”的问题。不仅要对发生的重大事故问责，而且要对行政作出的错误决策问责；不仅要对滥用职权的行政作为问责，而且要对故意拖延、推诿扯皮等行政不作为问责。问责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畴；不仅对犯了法、有了错要追究，甚至连能力不足、有损“官体”形象的“小节”等方面也要问责。行政问责的内容就是行政权力是否依照法定职权、法定程序正确行使，是否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否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第四，行政问责的程序。这是“如何”问的问题。行政问责的手段是在“问”的过程中包括问责启动、问责进行和问责救济等的程序、形式和制度。程序是任何一项健全的法律制度所必备的要素，正是程序决定了严格的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它能够使行政问责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得以公正的执行。因此，行政问责要落到实处，规范的问责程序是不可少的。关键是如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的程序、法规体系。 第五，行政问责结果处理。这是“怎么样”的问题。行政问责要落在一个“责”上。面对各种形式的问责，政府官员在做出必要的解释和正当性的辩解之后，针对其失责行为，必须按照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承担的原则，承担起与其职权相应的责任。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有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撤职、免职、责令辞职；给予行政处分等。 二、责任型政府 责任型政府 (ReSPonsibleGovernment)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BlackLaw Dictionary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