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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说内涵论 　　摘 要： 境界说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一直以来都备受人们关注，人们也对它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境界说的内涵并对它作进一步的理解，以更好地指导以后的学习与写作。 　　关键词： 王国维 境界说 内涵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一格，自有名句。”但以“境界”论词并不始于王国维。“意境”最初是一个佛教用语，后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古典文论一个独特的审美范畴。在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中已见端倪，盛唐后开始全面形成。王昌龄在其《诗格》中，直接使用了“意境”这个概念。他指出了三种境界：物镜、情景、意境，但这里的意境并不包含物镜、情境，而是与二者并列的一个概念。继王昌龄之后，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时至宋代，严羽在皎然诗论的基础上，提出以“禅悟”为核心的兴趣说，后王士祯又在严羽的基础上提出与“兴趣说”相关联的“神韵说”。到清代，王国维将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传统的文学批评中，开启了中国文学迈向现代化的门径。境界说作为一个核心的美学思想，尤其有着丰富的内涵，现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其进行简析。 　　一、人品与词品 　　此为其审美内涵的前提条件。“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学之事，于此二者不可缺一”。“内美”指人的美好心灵、性情，亦即人品，“修能”指学力、修养，运用于文学创作中指作者的词品。作者借屈子的话在于强调人品与词品，亦即性情与学力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二者“必兼具而后愉快”。［1］他以苏轼、辛弃疾人品与词品的一致，作了正面论述；又以周邦彦、史达祖人品与词品的错位，作了反面的论证。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雅量高致”是作者看重二人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指个人的率真之气。元好问谓陶渊明的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王国维也认为，三代以下诗人，没有超过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的，他们所取得成就，与其作品中表现出的“雅量高致”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指作品所表现出的宽宏高洁之气，苏、辛都是豪放词的代表，他们心胸磊落、不为世俗所累，处在动荡的时局中，却都有坐怀不乱的君子之风，不平则鸣。其作品集中体现了其高尚的人格，这是正面的论述。从反面来看，他引用前人的论述，对史达祖、周邦彦的人品、词品作了鉴订。史喜用“偷”又“意贪”，贪富而失节，周则“荡”，疏隽少检，因此他们的作品也表现不出“雅量高致”。 　　人品与词品应统一，“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作为抒情文学的词，应该更注重人的内在美，在作者一再强调的词“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的论述中，人品是第一位的。文天祥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王国维认为其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这里的风骨就包含了人品与词品的一致。 　　二、气象 　　这是其审美内涵的重要内容。《人间词话》多次论及，手稿三曰：“太白纯以气象取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独有千里。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喜迁莺》差勘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但这里的“气象”并不是指简单的景象、物象，是与境相关的一种恢弘之境，它侧重于由境所激发的沉潜之气，它不是浅吟低唱，而是豪放开阔的气势，抒发个人的磊落情怀。“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那西风残照中的汉家陵阙，是现实中李唐王朝每况愈下的写照。由秦娥一人的感情上升到国家的千秋大业，将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体现出宏大的气魄。而范仲淹、夏英公词虽具气象，然已不能与李白相提并论。在其关于对李煜及南北朝词人的论述中，气象仍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如：“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李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词到李后主有了宏大的境界，将伶工之词发展为士大夫之词，这肯定了李煜在词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他的词虽未脱离花间的窠臼，但他在后期所写的词，则体现了异于同时代词人的一面，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获得了一种更为广泛的形态与意义。在《浪淘沙》中词人写了自己沦为阶下囚的困顿生活。往日的荣华富贵，只能在梦中寻找，独自凭栏中的“无限江山”是何等的沉重，美好的事物又一去不复返，“别时容易见时难”，是作者所得出的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其词寄慨极深，概括面广，给人广阔的时间与空间感，充分体现了“气象”之美。 　　三、出乎其外，入乎其内 　　这是在审美基础上的一个实践标准。《人间词话》手写稿之六十写道：“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入其内”与“出其外”是相反相成的，“能写”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