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大明”叫板“粗大明”.docVIP

“精大明”叫板“粗大明” 　　 　　以往鉴定家并不看好明代玉器，主要原因是明代距我们较近，传世玉器数量又多，再者琢玉工艺较粗。而近年藏家对明代玉器刮目相看，不仅仅是由于高古玉假冒伪劣泛滥成灾，藏家对其失去信心，转而看好明代玉器；还因近年有大量明代玉器出土，尤其是明代王公贵族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器既丰富了明代玉器宝库，也为我们正确认识明代玉器开阔了视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这些明代出土玉器也迫使我们对明代玉器风格作重新认识。 　　 　　明代王公贵族厚爱玉器 　　 　　明代王公贵族爱玉、用玉的情况，史书上有不少记载，文艺作品中也有不少描述，但总没有考古发掘出的玉器来得真实、形象、生动。因此，全面认识明代玉器，必须了解明代考古特别是王公贵族墓出土的玉器。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明代帝王陵正规考古发掘的只有定陵，其他帝陵，出于文物保存需要，国家都未批准发掘，大多保存完好。 　　定陵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玉器有51件。从用途观察，有生活用金托玉爵、金托玉执壶、玉盆、玉盂、玉碗、玉皂盒等；有礼仪用玉璧、玉圭等；有服饰用玉组佩、玉带钩、玉带板、玉坠等。另外，万历帝后生前大量使用的簪、钗、耳坠等首饰，多用白玉、宝石镶嵌。若将这些首饰也算作是玉器的话，定陵出土玉器超过百件，而且件件是精品。 　　在用材与工艺特征方面，定陵玉器至少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用料讲究，大量使用新疆和阗白玉，洁白滋润，相当部分是羊脂白玉，十分难得；二是宝玉石共用，并将色泽艳丽的宝石作为镶嵌材料装饰玉器；三是金玉并用，以金黄色泽衬托聚脂凝光的白玉；四是玉器造型丰富多彩，既有仿制上古时期青铜器的形态，也有前期礼玉形态的传承，更有设计新颖、形态别致的首饰。这些玉器特点，在其他王公贵族墓出土的玉器上也有所反映，可以说是明代精品玉器的普遍特征。 　　另外，定陵还出土32块玉料，块体较大，均为不规则的自然璞玉原状，实际上是大籽料。其中一块玉料上留下一道长15厘米的锯切痕，准备使用但没有剖开。大部分玉料上贴有墨书标签，写明玉的质地与重量，甚至还编上号。标签文字说明，玉料有浆水玉与菜玉两种。浆水玉呈浅青色，表面稍有润泽。菜玉浅黄色之中又略带浅绿。这些玉料与其他珍贵器物一起随万历皇帝陪葬，表明在明代帝王眼里也是宝贵财富，因为毕竟来之不易。而《格古要论》卷六记载，浆水玉与菜玉，不是上等美玉，品质属中下等。综观定陵出土玉器，大多用上等白玉琢磨，浆水玉与菜玉，使用不多。显然，随葬的浆水玉、菜玉料，是万历皇帝宫中的备用玉料。也可能是沿袭上古时期丧葬玉的传统，将其视为丧葬玉，只是没有加工成器而已。 　　除大家熟知的定陵明代玉器外，近年在江西、湖北、山东、江苏等地发掘了不少明代王公贵族墓，出土了数量可观、工艺精巧的玉器、珠宝以及金银器。 　　明代朱氏王族在江西境内共封三藩，即宁王、淮王、益王。其中开府在现南城县的益王一系，从明弘治始封直至清初湮没，前后达150余年。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江西省南城县先后清理了4座益王系的藩王墓，墓主分别是益端王、益庄王、益宣王、益定王。墓中共出土金、银、玉、铜、瓷器、服饰等1340余件，其中玉器488件，占三分之一强。据学者统计，江西明宗室出土的明代玉器达2139件。 　　其他省的明代王公贵族墓，也出土大量玉器，如山东明朱檀墓出土玉带板、玉佩、王圭以及大量精美文房用玉器；河南明潞简王光玉腰带就出土了16件，还有其他玉雕件；河南浚县一明墓出土玉带钩18件，似乎是一位玉带钩爱好者。 　　南京地区由于是明故都，除明孝陵外，周围地区还有大量王公贵族及文武百官的墓葬，近年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中，陆续有所发现，出土大量金、银、瓷器及技艺高超的丝织品，玉器及首饰引人注目。 　　位于南京郊区的明中山王徐达家族墓，以及明徐达五世孙徐?Y夫妇墓，出土不少精美无比的玉器及金宝玉首饰，其中有14块、17块的玉腰带各1副，20块的玉腰带就有4副。玉腰带数量及佩式虽已基本定制，但工艺及装饰各不相同，或光素无纹，洁白无瑕；或精雕细琢，巧夺天工；或镶金嵌宝，穿革附带。同出的镶金嵌宝玉首饰，不仅用料奢侈，构思奇巧，工艺也十分精湛，代表了明代首饰工艺的水平。 　　另一座带有明代皇亲国戚血统的明黔国公沐昌祚、沐睿墓，也在南京附近发现，出土的玉器、首饰品质、款式以及工艺水平，与徐达家属墓出土物不相上下，但数量更多，总计达40余件，其中有服饰用玉腰带、嵌宝玉金首饰，还有实用的玉器具等。表明级别越高，用玉等级越高，数量也越多。 　　徐达家族、徐?Y夫妇及黔国公沐昌祚、沐睿，多数人有爵无职，鲜有上朝机遇，不需要用数量如此多又如此豪华的玉腰带及首饰。因此，我们认为，这些玉器首饰，多为赏赐之物，或是后裔收藏的祖上宝物，年代跨度较大。有的玉腰带不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