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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电影中“阴盛阳衰”现象的历史与文化学分析 　　［摘 要］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法，以女性角色为主人公的体育电影为切入口，结合电影思潮发展和中国时代特征对中国体育电影历来注重对女性角色塑造的原因进行探讨，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与话语权的诉求、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女子竞技体育成绩的提高以及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与受众需求是主要原因。 　　［关键词］ 体育文学；中国体育电影；女性角色；塑造 　　 　　“男女平等”作为女性权利的诉求始终包含在“人人平等”这个终极口号中，贯穿于人类权利斗争的始终。当电影作为一种讲述人物关系的艺术在男权社会中诞生时，必然会带来女性话语权诉求的呼声。但在个体意识与性别意识双重缺失的历史条件下，女性电影的发展举步维艰。这从好莱坞体育电影中可窥见一斑：站在满腹激情与梦想的男性背后的是一个个性感尤物，体育英雄身边的女性永远只能为失意英雄“雪中送炭”或是等待为功成名就的英雄“锦上添花”。百年好莱坞电影的话语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男性控制、女性陪衬的无意识代码结构，劳拉#8226;穆尔维在《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一书中以心理学为基础从“观看”和“表现”两方面对其父权秩序有着深刻而到位的论证。 　　女性电影的概念界定目前还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国内多见的分类方式是把女性电影归为三类:女性题材或主体的电影、女性主义电影、女导演创作的电影。”［1］按照这种说法，中国体育电影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作是女性电影。自1934年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体育电影《体育皇后》诞生以来，我国共产生了近百部（纪录片除外）体育故事片。这些体育电影钟情于女性角色的塑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半数以上电影都以女性为故事主角；二是相对于西方体育电影中的女性角色，中国体育电影中的女主人公不论是作为故事的主角还是配角，相比于西方电影中“女性只有作为一种客体存在，她只能承担价值意义，却无法创造意义”［2］425的定位，中国体育电影中的女性角色不仅是叙事的动力去创造意义，而且有其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在中国两千多年不断强化的封建重压下，女性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客体地位，大体上与其在社会、家庭中的从属地位相平行。”［3］我国体育电影注重对女性角色的塑造，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从中看到的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缩影。 　　一、中国女性地位和话语权诉求的时代呐喊 　　随着波澜壮阔的西方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想的先后出现，社会学和文化学比肩实践，为女权主义寻求了理论上的支撑。电影成为西方女权主义者权利诉求的一种文化实践，女权主义电影理论和女性电影在20世纪70年代应运而生。 　　符号学的观点认为，观影是受众对电影文本的一个解读过程，而最初出现在电影中成为符号代码的女性，是被切割成“零件”，活在男性文化所主宰的审美活动中，男权社会中男性作为电影中的一种审美主体，对女性容貌、身材的期待大于其他方面，女性的形象塑造往往是为了满足男性的审美需求。体育电影更能带来身体美学的实践，对自身身体的展示是女性解放的一大突破。但是比起美国体育电影中表现女性性感、娇媚的一面，中国体育电影的女性以健康、活力的形象示人。 　　当“梦露”成为西方女权主义的代表登上银幕时，可以看到西方女性电影在女性解放理解上与中国的不同。梦露所代表的视觉文化中的“观看”与“表现”更多地与性联系在一起。这也延伸到体育电影中。《愤怒的公牛》中拉莫塔之妻维基在影片中展示更多的是性感的身材和迷人的面庞，《江湖浪子》中的莎拉的女性特征显著，《冠军》中的美女们身材火辣。“性感美女”是美国体育电影中不可或缺的对象。而以“尊严”为主题的《百万宝贝》是个例外，但从以男性教练为精神导师的麦琪身上仍然难以看到真正女性权利。 　　“电影说到底是一个大众化的娱乐品，而且需要跟时代能够结合。”［4］中国电影的使命就是与宣扬时代精神相结合。体育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当然具有巨大的时代意义，是我国女性话语权诉求的必然选择，各个时期体育电影中出现的女性形象都代表了那个时代最进步的风尚。《体育皇后》中的林璎是30年代中国新女性的代表，生在旧中国的她却能一身短装奔跑在万人瞩目之下，是对“真体育精神”的追求；《女篮五号》中林小洁是新中国女性的代表，与其母在时代变迁下却能忠于自己内心的情感，对自己的理想和幸福把握住了；“文革”后张暖忻导演的《沙鸥》，主人公在赛场失利和未婚夫遇难的双重打击下选择坚强面对生活，是自己内心的归属的回归；新世纪下的影片《跆拳道》中的刘立在伤病和失败中坚守着不一般的爱情和理想，最终找到了自己内心真正的所需，是对她们敢于走出世俗偏见和突破传统的勇气的致敬。这些时代需求与个人命运的完美结合的故事，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而《女跳水队员》《冰上姐妹》《碧空银花》《乳飞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