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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人文交流对于区域未来的意义 　　“加强中韩人文纽带”背后的时势难局 　　去年6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对中国进行了定位为“心信之旅”的国事访问。所谓“心信之旅”被海外媒体解读为“真诚沟通和增进互信的旅程”，认为朴总统此行的根本意义在于“巩固和加深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信任，同时要赢得中国人的心，为今后的坦诚对话奠定基础。”同时媒体也指出，“这种互信的提升，也将成为韩中深入合作建立地区新秩序的基础，足以影响未来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13年7月1日文章《朴槿惠访华加强中韩互信》） 　　这次访华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双方为加强中韩人文纽带，成立作为政府间的协调机构“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同时双方还决定增进历史研究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合作，努力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贡献。“加强中韩人文纽带”这一新提法，据称是鉴于两国民间存在的对彼此的误解，“为使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到更高水平，缩短两国国民间心理距离、构筑更加坚实的信任关系”而提出的。 　　不过，“加强中韩人文纽带”这一说法，却也从另一种意义上承认了当前存在于中韩之间的误解乃至不信任的状况。在我们看来，这一提法，在一定程度恰恰是对当前存在于中韩之间的愈益严重的情感疏离和互信弱化状况的准确反映。 　　我们知道，中韩之间目前的贸易额已经相比于建交之初增长了40倍，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韩国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且这种状况会在今后更加发展。但就是在经济关系如此热络的状况下，中韩两国民间却出现了需要认真面对的心理距离和相互误解，需要重新强调潜藏于两国之间的人文纽带来重塑信任，这才是“加强中韩人文纽带”这个话题中牵涉到需要两国学者深入思考和严肃对待的问题。 　　严格说来，这种“政冷经热”的状况是当前中国对外关系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不过在周边国家，特别是在东亚区域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所谓东亚区域，也常常被称之为汉字文化圈、儒教文化圈，是一个具有高度相同辨识度的区域，正如法国学者汪德迈所说，在前现代历史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内聚力的区域。而在近代历史上，这个区域中的人民也都曾经受过全球帝国主义的压迫，也都经历过民族解放和现代化赶超等大致相同的历史命运。以上这种状况的出现至少说明，在原本应该具有更多文化和历史亲近性的东亚区域，那些原本能够带来区域内聚力的文化因素和历史命运，却并没有在当前带来相应的情感呼应和理解信任。 　　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这样一种悖论现象何以会发生呢？ 　　当然，单就中韩之间而言，如果仅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正如有韩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很多韩国人对中国未来的远景“既期待又担忧”的矛盾心态的核心在于朝鲜问题，尽管建交20多年来两国关系获得极大发展，但近来的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却引发了“中国威胁论”。不过，如果是由具体事件引发的“中国威胁论”，当然也可以通过另外的具体事件或加重或缓解。问题在于，何以这些具体的事件总会不断引发类似的担忧呢？在我看来，普遍存在于区域内部的这种“既期待又担忧”的纠结心态，不仅不是具体事件的后果，却可能是一种导引对事件认知态度的基本社会事实。加强人文纽带需要我们深入理解两国乃至区域内部的人文传统和精神世界，而进入人文传统和精神世界的深度，取决于我们对当代现实的理解的高度，以及我们对两国关系乃至区域未来的关心的深切程度，这就需要我们摆脱从单纯因果关系的角度关心现实的认识态度，而是能够深入人文学应该面对的情感、精神和历史世界，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并尝试通过对历史的解释，来导引出我们对于未来的更为深远的想象来。这或许正是“加强人文纽带”向两国人文学者提出的任务。 　　东亚内部的“巨型分断” 　　2008年，白乐晴先生在台湾曾做过一个题为《东亚和解的路障》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讨论了东亚存在着的各种分断状况，这些分断状况当然主要是指冷战后依然存在着的如两韩之间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领土分断，我们知道白先生曾把两韩之间的分断状况上升到一个分断体制的高度来加以描述，但在这个演讲中，白先生在此之外特别讨论了存在于东亚内部的他称之为“巨型分断”（acro-division）状况。所谓“巨型分断”，白先生的定义是“具有较长历史根源的大规模分断”。在他看来，在东亚最重要的“巨型分断”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与其余地区”之间的分断，一个是“中国与其余地区”之间的分断。所谓“日本与其余地区”之间的分断，根源于明治维新之后的“脱亚入欧”的国策。“脱亚”意味着摆脱它所在的落后区域，“入欧”则意味着加入一个先进的区域，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这里，“亚洲”和“欧洲”已经不仅仅是区域的地理空间，而是一个具有强烈价值意味的意识形态符号。正是在这种先进与落后，甚至是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中，日本思想史上原本具有朴素亚洲感情的亚洲主义终于蜕变为大陆主义，成为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