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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净收益分配的博弈分析 　　摘 要:西方主流经济学“股东主权理论”认为股东独享剩余索取权,该理论受到人力资本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挑战。基于非合作博弈理论分析了企业净收益在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配。 　　关键词:企业;净收益分配;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F2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0)01-0055-06 　　 　　一、企业净收益分配相关理论回顾 　　 　　(一)关于企业净收益分配的主要观点 　　1.股东独享企业净收益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提出各种理论来证明资本家独享净收益索取权是最优的产权安排,最符合社会福利要求(注:利用损益表中净利润作为本文净收益的数额,严格来说要有一个前提,即要素成本的计算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企业净收益的计算过程为:息前税前收入(EBIT)=企业收入(GI)-成本(C+V),净收益(NR)=息前税前收入(EBIT)-利息(I)-所得税(T)。其中,C是补偿物质资料成本部分,V、I是由契约决定的,T为法律规定。关于企业剩余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M)是企业产品中扣除必要的补偿,即不变资本的等额补偿(C)与工人劳动力价值的补偿(V),阿尔钦与德姆塞茨、格罗斯曼与哈特则认为企业剩余是赋予团队生产的监督者的收入,因此它是在仅仅扣除了其他团队成员的合约收入后的余额。)。奈特(Knight,1921)用风险偏好解释为什么在企业中包括管理者在内的工人只能领取固定工资或薪水,而资本家是净收益索取者。奈特认为企业组织制度内有两类个人收入:固定合约收入和利润,固定合约收入是由企业家支付的,企业家本人是一种剩余[1]。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认为: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的合作可以产生更高的生产力。但是团队生产的最大问题在于无法精确计算每个成员的边际贡献,从而存在严重的“搭便车”行为,进而损害团队的效率,所以,为了提高团队效率,克服各要素所有者之间在协作生产过程中的偷懒和搭便车动机,采用“由某个人专门作为监督人检查团队成员的绩效”,而对监督者的约束是“授予他获得团队净收入的权利”[2]。格鲁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以及哈特和莫尔(Hart and Moore,1990)等认为应该把企业的剩余权交给资方,这有利于刺激专用性资产的投资,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3]。罗宾斯坦(Rubinstein)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为什么采取某种方式配置净收益索取权,他们认为在任何组织中,权力的最终分配都是相关当事人讨价还价的结果,而且每一方当事人获得的利益份额由其相对谈判来决定。认为资本家拥有净收益索取权是由于资本家相对工人来说具有谈判实力方面的优势[4]。 　　2.股东和劳动者共享净收益 　　西方主流企业理论强调资本家独享净收益索取权是企业最优的产权安排。企业收益分配制度也是按所有者享有企业全部净收益设计的。但对于企业净收益安排的“股东至上主义”论断受到了人力资本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挑战。舒尔茨(Schultz)《人力资本投资》(1961)和贝克尔(Baker)《人力资本》(1964)从宏观上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和收益的关系。赫曼森(Hermanson)(1964)“人力资源会计”从会计的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大小,提出了要合理利用和组织好人力资本的建议。沃尔什(J.R.Walsh)从个人收益的角度测算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 　　采用利润分享制的代表主要有美国的马丁#8226;L#8226;威茨曼、凯尔索、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威茨曼在《分享经济》(1984)提出把工资制度改为分享经济,即将劳动收入分成两个部分:工资收入和分享收入。青木昌彦(1984)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由股东、管理者和雇员等组成的联盟结构”,提出了股东――雇员共享企业净收益的合作博弈模型。凯尔索(1996)认为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财富。 　　我国学者周其仁对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提出了质疑,指出“企业家才能的发挥,甚至在事后都难以监督和计量,除了用类似分成契约”这样的制度安排,即由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分享企业经营的剩余,企业家的才能是无法被“激励出来的”(周其仁,1996)。方竹兰提出以人力资本为主导的分散式对称分布的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替代谁投资谁拥有的集中式对称的企业所有权安排(方竹兰,1999)。杨瑞龙、周业安主张:既然剩余收益是团队成员共同创造的集体产品,自然应该由各方共同拥有(杨瑞龙、周业安,1997)。杨瑞龙、杨其静在批驳西方经济学以资产专用性作为利益主体获得剩余收益谈判力的理论时,提出利益主体获得企业剩余谈判力的基础是资产的专用性,“那些在团队生产中越关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