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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中小企业优先政策追问与完善 　　(中山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根据我国中小企业的就业人员大部分是农民工和下岗工的事实，提出我国的中小企业优先政策应借鉴美国“积极行动”理论，把农民工、下岗工人群体因素充分考虑在优先政策当中；通过对中小企业优先的“积极行为计划”纠正和补偿农民工和下岗工人面对的不公平待遇，建立中国式的“积极行动计划”。 　　关键词：中小企业；优先政策；“积极行动”；平等权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07)01－0024－05 　　 　　2003年1月实施的《中小企业促进法》规定了对我国中小企业的优先政策；同年实施的《政府采购法》，也规定了政府采购中扶助中小企业的优先政策。中小企业优先政策虽然得到立法的确认已有两年多，但至今我国无论在实务界还是理论界对中小企业优先政策为何实施、如何实施等问题，都没有比较深刻地论述。传统理论认为，中小企业的优先政策是基于发展经济和维护平等，笔者认为，只基于此理由是不能充分说明和令人信服的。在对中小企业优先政策实施的合理性方面和实践操作方面没有深入论及的情况下，许多地方政府部门为了落实这项政策又急于制定了各种制度，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达不到预期效果。本文对我国中小企业优先政策提出了追问，并基于美国“积极行动”理论，提出了完善我国中小企业优先政策的制度构建。 　　 　　一、对我国的中小企业优先政策合理性解释的追问 　　 　　中小企业优先政策并非尽善尽美，有着自身优点和局限性，当我国建立这个制度的时候，对其利益权衡却是不够的。如前所述，对中小企业优先政策的合理性论证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和维护平等上，然而这些传统合理性的解释理论是值得重新追问和思考的。 　　 　　(一)对发展经济论的追问 　　发展经济论认为对中小企业实施优先政策，可以有助于实现发展经济的目的。中小企业可以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工人下岗失业的问题，[1]还可以促进产业改组和调整，更好的配置资源，为大企业提供配套外围环境，搞活地方财政，消灭贫穷。[2]这类观点认为中小企业是现代社会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也就是说中小企业与经济增长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因而政府应对它们采取优惠政策进行扶持。 　　然而必须看到，这个理论有其自身难以弥补的缺陷。仅以此为理由对中小企业实行笼统的优先政策是不充分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产生并迅猛发展的。这种迅猛发展与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几乎是同步的，但是，两者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中小企业的确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它是和经济增长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中小企业的繁荣，可能只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一种伴生现象，并不一定说明它们具有决定性的力量。经济增长可能还因为市场制度框架健全后，社会交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而众多中小企业的出现，又可能是导致社会交易成本下降的一个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小企业实施如此明显的优先政策是否必要?暂且不论维护稳定等社会因素，发展中小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前者只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对中小企业的优先，也只有在达到发展经济这个大目标的前提下才具有意义。同时，对中小企业的优先也有可能导致对大企业的损害。大型企业对国计民生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一些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企业，更是举足轻重。通过损害这些大企业的利益，是否必然会换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当然，提出质疑并非要提倡对大企业的优先。对大企业的优先扶持会助长其掌握更多的资源，从而滋长垄断，限制市场的自由竞争，损害经济发展。笔者反对的是仅以企业性质或规模为标准来进行人为的区分，从而造成的任何政策歧视或者事实不公。 　　 　　(二)对平等论的追问 　　平等论的主要观点是以平等权为基础，认为形式上的平等并不是真正的平等，只有实质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中小企业因其自身的不足，例如资金、管理、地域等问题，在市场中难以与大企业竞争，为了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政府要给予中小企业优先政策。另外，由于一些历史上的原因，中小企业在我国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为了实现我国宪法关于平等权的承诺，出于矫正正义的心理，有必要对中小企业予以优先，以弥补历史上的损失。 　　假如仅仅因为中小企业自身的不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地位，政府就要采取优先政策来进行纠正，以实现实质平等的分配正义，那是否有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不平等?这是不能回避和必须思考的问题。 　　对于一些矫正论者，认为中小企业在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很多不平等的待遇，但是仍然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现阶段给予中小企业优先是理所当然的，属于赔偿正义。然而，中小企业真的是受到不公平待遇吗?笔者认为恰恰相反，中小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主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