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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比较引发思考 　　摘要：戊戌变法是一次进步的改革运动，却获得与日本明治维新相反的结果。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改革与反改革的力量对比、实现改革的手段和改革所处的国际环境三方面。 　　关键词：戊戌变法 明治维新 改革 　　 　　100多年以前，当时的中日两国是同处东方的封建国家，虽然两国所进行的改革运动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还是有些不同点，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之处才使得改革的结果不同，从而也使我们看到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基本原因和历史的必然性。 　　一、中国的封建势力比日本的封建势力要强大得多。中国封建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占绝对统治地位，形成一个完整的封建主义体系，中国资本主义虽然获得了初步发展，但仍微弱，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分散的小农业和城乡手工业。正是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封建势力赖以生存的基础。我国自古国力强，周围诸国都比较落后，故“天朝大国”、“地大物博”、“无求于人”的思想影响深远，故步自封、妄自尊大的情绪十分强烈。所以，中国的封建势力特别顽固。这股顽固的封建势力，上有清政府的各级官僚，下有广大的地主、绅士、僧尼道士和满族旗民，并以慈禧太后为总头目、总代表。 　　19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最高统治权实际上一直由顽固派头子西太后所掌握，光绪即位后，始终是个傀儡而已，一切禀命而行，甚至连人身自由也没有。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分裂为帝党和后党后，后党的人占据了各军政要害部门，帝党根本不掌握实权，光绪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正是顽固派与洋务派这个阶层，成为变法维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变法过程中，上有慈禧太后玩弄权术，下有各级官僚破坏阻挠，以致光绪所颁发的一系列变法诏书，都成为一纸空文。戊戌变法的先驱者们，本就没有足够强大的本阶级的阶级力量为后盾，又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小圈子里面，不愿接触广大群众。他们害怕人民，害怕革命，深怕从此引起人民革命，把防止革命作为变法的推动力。正是由于戊戌变法缺乏社会基础，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旦顽固派卷土重来，发动政变，他们就势单力孤，而不得不束手就擒。 　　日本明治维新时的政局则不同于中国，封建制度危机日深，封建营垒急剧分化。生活状况不断下降的中下级武士，特别是下级武士当中有些人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各种自由职业；有的下级武士冲破了禁止“囤积经商”的封建法制和“门第”束缚，或收商人为养子，或入嗣商人为养子，从而同商业高利贷阶层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 　　19世纪初，江户二百个商家继承人中有48人出身武土。另有相当数量的下层武士，或通过包税、放高利贷、兼并土地和开垦新田等手段，成了新地主；或因为出身于富裕农民，在经济利益上与新地主、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从而同他们保持着深厚的关系。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动，武士阶层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集团了，他们从不同社会利益出发，不满于掌权的上层封建集团的昏庸无能，要求实行改革。到19世纪初，武士中的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掀起“兰学”(因主要是从荷兰人及其著作中学习西方)的热潮，他们崇尚西方文化，承认其优越性，鼓吹维新。 　　日本分裂的时期本就比较长，虽到16世纪末初步完成了统一大业，但德川幕府下设置的二百多个藩，仍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其中社会生产力较发达的西南诸暮，曾于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先后进行多次藩政改革，改革的结果，不仅使藩国的实力加强，而且使藩下级武士在藩政中的发言权也得以扩大。到50年代末，以外交内政两大问题(将军继承问题和条约批准问题)为导火线，爆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大分裂，形成江户幕府和京都朝廷两大政治分野和两大政治中心。下级武士和西南诸藩以及一批宫廷贵族背离了幕府，而同资产阶级结成倒幕联盟，在16岁的明治天皇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倒幕派武士。而顽固势力德川幕府的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多次打击下，本已摇摇欲坠，开始分崩离析；1867年12月发生“王政复古”的政变，德川幕府的势力更进一步削弱。 　　二、中国的戊戌变法并不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来为自己创造前提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加之这些改良主义的先驱们大多是刚从地主阶级中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经过一个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过程，跳不出封建主义框框。这种经济上的软弱性和思想上的不彻底性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动摇，使得他们缺乏彻底反封建的勇气，不敢也不想推翻清王朝的反动政权，幻想在旧政权的基础上，依靠一个无实权的皇帝，用和平合法的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戊戌变法成了上层少数人的活动，并没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没有农民起义的配合，又没军队，没有也不可能对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发动武力讨伐，因此在顽固派进攻面前束手无策。最后竟派谭嗣同去劝袁世凯，企图依靠袁的三千军队一举粉碎西太后的政变，保住光绪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