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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三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 　　 　　人们通常认为，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承认个人的物质利益，不重视科技人员。然而，在革命根据地并不完全是这样。肩负八路军后勤保障和根据地经济建设重任的杨立三的实践和论述足以证明这一点。 　　杨立三，1900年12月生于湖南长沙，从井冈山到延安到北京，一直从事军事后勤保证工作，建国以后我军第一任后勤部长。1954年逝世时，周恩来、彭德怀为他执绋送葬。 　　 　　“一要吃饱饭，二要打胜仗” 　　1939年4月初，杨立三由延安来到太行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任职。当时，太行地区经济十分困难。杨立三一到任即参加由总部和北方局召开的全面研究根据地建设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领导人。会议决定大力发动部队垦荒种地，建纺纱厂、织布厂、制鞋厂、兵工厂，办合作社和银行，以解决部队吃饭穿衣，武器弹药供应，发展根据地经济，开展与敌经济斗争的问题。 　　会后，杨立三即主持由彭德怀同志挂帅的华北财经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委员会成员有：杨尚昆、彭真等，该机构于1941年晋冀鲁豫财经办事处成立后结束工作）。当时，部队缺粮情况严重，他一到任，除了调查研究之外很快组建了后勤职能部门：供给部，部长周玉成；卫生部，部长孙毅之；军工部，部长刘鹏；兵站部部长由他本人兼任。确定发展农业生产，开办合作社，筹建银行，帮助军工部研发军工生产，均由他负责。 　　党中央十分重视根据地经济建设，抗战伊始，毛主席就指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如无财经支援）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朱德总司令提醒杨立三：“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搞好自己的家务，要建兵工厂，生产武器弹药。”彭德怀副总司令告他：“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战斗力系于胃’！”邓小平一语中的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的尖锐程度，决不亚于军事战线。”刘伯承师长言简意赅，说：“部队的要求就是：一要吃饱饭；二要打胜仗。” 　　 　　老百姓能养活多少兵？ 　　杨立三常提醒后勤干部：“不但要保证部队之所需，而且要估计到人民负担问题。农民负担减轻一分，部队力量即增加一分。” 　　1940年，根据地的社会财力很弱，可八路军这时已发展到40万人，国民党政府按4.6万兵员拨发的军费由于克扣还时而停发。老百姓究竟能养活多少兵？这是个严峻的问题。彭老总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杨立三。这正是杨立三所考虑的（在他的日记中可查到他对根据地人口、兵员，农副业生产收入、财政收入的核算情况）。 　　根据杨立三提供的情况，彭老总和他算了一笔账，认为：按当时的生活水准和物价，每个军人一年约需470元左右（包括武器消耗）；以民众的负担计算，每人每年约需10元左右，合50人负担一个兵员。根据计算，彭老总认为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应不超过根据地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根据地全部脱产人员不超过人口的3%。党中央在1941年发出的精兵简政号召中，采用了这个“军民比”，对密切抗日军民关系，共度艰苦岁月，起了重要作用。 　　 　　合法收入“准许私有” 　　上世纪40年代初是晋冀鲁豫最困难的时期。为渡过难关，杨立三决定在后勤部门将由集体掌管全部生产收入的做法，改为由集体与生产者个人按一定比例分成的办法，以激发每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新分配办法包括：在完成生产定额后个人多生产的粮食和蔬菜，由伙食单位按市价收购，收购之款，70%付给个人，30%抵消个人生产定额；业余打毛衣、毛袜、毛手套，所需原料和成品销售，由公家代办，所得价款，70%付给个人，30%抵消个人生产定额；食堂节约烧煤，节余部分折价，折价之款，20%付给炊事员，80%抵消个人生产定额；开荒镢头，超过规定使用时间的，每把奖10元；交回脱落破旧马掌的，付给新马掌价的10%，帮食堂运粮的，运费全部归个人；业余养鸡喂兔等的收入全部归个人；收入可存银行生息，可入股合作社分红。考虑到大家对“私有”普遍有顾虑，杨立三特别申明：“由劳动所得来的分红和节约的代价，不是非法所得，准许私有。” 　　新分配办法实行后，后勤部门的生产越来越红火，既解决了公家的困难，还使个人有了积蓄。总部特务连战士有银行存款达千元以上的。但引来的却是沸沸扬扬的议论：“个人生产分红会引起部队不巩固”；“允许私有是有害于共产主义的纯洁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彭老总支持杨立三的做法，他写信给邓小平介绍情况，指出：“这样不恰当的批评，必然会阻碍集体与个人生产的发展。”小平同志完全赞同后勤部门的做法，强调：“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后勤部门的做法受到鼓励，杨立三和滕代远很是兴奋，便将新分配办法整理成《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于1944年4月1日印发各部队。《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