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想与解读甬作朱红家具礼法意义.docVIP

猜想与解读甬作朱红家具礼法意义 　　中国古典家具鉴赏之门，自艾克、王世襄等先生开启以来，我们多从技艺的、美学的角度窥其奥堂，对明清家具式样、风格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亦多从当时的经济发展对社会审美旨趣的影响而予以理解与把握，这是对的，但我以为可能并不全面，如果我们换个视角呢？比如，从传统礼法的立场去审视一下古典家具。 　　这里，以历史上浙东地区广泛存在的以宁波为代表的甬作朱红家具为例展开讨论。 　　 　　甬作朱红家具为内闱家具 　　 　　宁波乃至浙东地区的朱红类（包括朱红描金、泥金彩漆）家具精彩纷呈、品种繁多，包括婚庆、床笫、生育、梳妆、女红、祭祀甚至文房等各类家具与器物，几乎遍及女子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完备程度为其他地区所罕见。 　　宁海何晓道先生收藏的浙东朱红家具蔚为大观，他发表研究论文及专著若干，并专辟有“十里红妆”博物馆，可谓大家。他认为，朱红家具或朱金家具，是构成四大家具体系（另三个是宗庙家具、中堂家具、书房家具）之一的“内房家具，也称红妆家具，是女主人私人财富，直接体现女性审美情趣，表现女性个性”（何晓道：《红妆》，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这是相当有见地的观点。 　　之前，吴慈先生曾提出中国女式家具的概念，但我至今未见其具体的研究文章，不敢妄评。 　　以现在之所见，朱红类家具在全国各地多有所见，但似乎不是用于敬祖拜佛，就是床笫类的，似未有如宁波那样形成完备体系者。如将其他地区在婚嫁时出现的朱金家具称为红妆家具应是比较贴切的，它除了渲染了一下婚庆场面外，在婚后生活中，只是实用意义上的家具，称之为“内房家具”显得太单薄，难以构成“内房家具”所应概括的完整系统。 　　但宁波的朱红家具，称为红妆或嫁妆家具反而并不恰当，因为我以为这一称呼并未能揭示宁波朱红家具所蕴含的深刻的礼法意义。我主张将何先生所称的“内房家具”改称为“内闱家具”，因为“内闱”较“内房”更能反映与女性的紧密联系，似更为妥贴。 　　而且我以为，内闱家具应是与男性家具分庭抗礼的家具体系，是二之一，而非何先生所说的???之一。 　　但欲将浙东地区的朱红家具称为与男性世界秩序相颉颃的内闱家具，至少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在历史中国的父权社会，居然存在着一个体现女性社会地位的家具体系，这是牵强附会之燕书郢说，还是合乎逻辑的历史真实？二是在明朝为律例所禁止用于庶民家具的朱红金漆，从何时起、且何以在浙东地区遍地开花、深入于内闱闺房？ 　　 　　内闱家具：妇女礼法权利之载体 　　 　　“五四”以来，我们常将中国女性视为被“四条绳索”牢牢束缚的被压迫者，是传统中国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中被奴役的受害者，这当然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社会性别关系中真实的一面，但并不是全部。 　　批评“五四”妇女史观的现代社会性别理论研究者也同意《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年版）的作者陈东原先生的观点，即，“宋代实在是妇女生活的转变时代”。这一转变不是转好，而是变坏―有关的情况是缠足更普遍，再嫁受到更强烈的限制，程朱理学对妇女地位的陨落起着相当坏的作用。既然是自宋而变坏，则是否意味着宋及宋代之前的妇女地位尚能令人接受？“史料表明宋代妇女有很大的财产权。从现存的法律判决看，每当判官被请去监督财产分割时，就会为女儿留出一份相当于儿子那一份一半的财产以作嫁妆。不仅如此，带嫁妆的女人婚后在有生之年始终有相当大的权力控制着它们的使用和处置，再婚时甚至可以带走”（［美］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而明末清初时，女性已失去了财产权，并且被迫屈从于日益严厉的贞节观”（［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但在我看来，中国历史上妇女财产权之被渐次剥夺，并非完全是统治者的法律阴谋，某个时期、某个地方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人文习俗尤其是宗法家规，游离于法律与生活实践之间，既可能抗拒或扭曲法律，又可能保持或改变生活。 　　宋时，“妻之私财，夫虽得用，但仍自别于夫家家产之外。夫家分异之际，不在分限”（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2005年版）。但到“清时，妇人奁产，事实上已等于夫家资财，人得随意处分”（同上）。“元典章并云：不许似前搬取随身（典章卷十八户部四奁由听夫家为主条）。依此推之，则大德七年以前，妻离婚者，得自搬取妆奁资产，至是始加禁止。明令亦同元制。明会典卷十九：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夫之家为主。清刑部现行则例（康熙十九年）：凡丈夫与妻不和离异者，其女衣服及陪嫁之现在对象，凭中给还女家，若两家争斗者，照律治以应得之罪”（同上）。可见，到了明清两代，女性在离异改嫁之际，其财产权是否能够实现、实现多少，不是“听夫家为主”就是“凭中给还”，而如何“主”，“中”何以凭，实则视宗法家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