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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软肋 略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 问题 【内容提要】 文献是历史研究的根据和前提。在现代文学研究中， 由于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文献匮乏、史料不足和表述讹误， 特别是对文献深藏的意义缺乏洞彻的发现与阐释，而使研 究质量的提升受到了明显的限制。本文以何其芳、师陀等 作家的研究和解放区文学研究为例，具体说明文献失误对 学术研究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以及开掘文献深层内涵的极 端重要性，进而剖析文献薄弱的内在因素。 文献是一切历史研究的根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相 关文献①占有、把握、理解的程度，往往直接决定着一篇 论文或一部著作的学术质量。文献的匮乏和讹误，是“五 四”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之一，或者竟至可以说, 文献问题是文学生成研究中脆弱的软肋。早在“五四”之 后，一些学者在实践中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文献对研究的决 定性作用。梁启超断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 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②朱自清把那些忙于建构系 统、体系的著作称作架子书，说“这些架子书是不能支持 长久的：没有东西填进去，晃晃荡荡的，总有一天会倒下 来。”③“晃晃荡荡”，说的就是文献的不实在，不踏实。2 0世纪4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问题有愈来愈突 出之势。其存在的问题约有如下数端： 第一，粗枝大叶，史实讹误。史实有误，研究就失去 了最基本的前提，研究的学术价值必然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师陀（芦焚）是30年代出现的一位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作 家。1936年5月，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收入巴金 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37年 5月，《谷》获《大公报》文艺奖金。1937年1月，师陀的 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 第四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而一部权威的中国现代 文学史著作，在评论师陀小说艺术风格的发展历程时却作 了这样的叙述：“芦焚（师陀）的创作倾向，也与这些作家 相近。他的《里门拾记》反映了故乡河南的生活：绅士和 老爷’的横行，老实的庄稼汉子’的受难，具有浓厚的乡土 气息。作者善于描摹世态，刻画风习，而时复带着揶揄的 口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后出的《谷》、《落日光》、 《野鸟集》等作品里有更显著的发展。其中的《谷》，以其 糅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 获得了《大公报》的文艺奖金。”④就这样，研究者颠倒作 品出版时序，把师陀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误为第一部短篇 小说集加以评论，而把第一部短篇小说说成是师陀第二部 短篇小说集创作上“更显著的发展”。史实的错误使这样的 分析完全丧失了学术价值。 一部解放区文学史也犯了类似的错误。该书这样介绍 小说《晴天》的作者：“学者王力(190 0—1986)著有小说 《晴天》，写一个叫太平庄的村子为发动群众实行二五减租 进行了艰苦的工作，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赢来了太平庄 的晴天，较好地反映了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⑤这段 介绍包括着明显的错误：首先，解放区小说《晴天》的作 者不是学者：其次，解放区小说《晴天》作者王力，江苏 淮安人，生于1921年而不是1900年。显然，这部解放区 文学史把学者王力当成了《晴天》的作者王力。学者王力, 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教授，他从来没有在解放区 生活的经历，更没有创作过《晴天》。文献的差错不仅使 《晴天》的研究失却了根据，也造成了整部解放区文学史 可信度的降低。 第二，不重视阅读原始文献，轻率地使用第二手资 料。在何其芳抒情诗研究中，一位现代文学史家就因为过 分依赖第二手资料而使自己的研究陷入了困境。1942年4 月3日，何其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我想谈说种 种纯洁的事情》、《什么东西能够永存》、《多少次呵离开了 我日常生活》的《诗三首》。何其芳追求革命的赤诚，在新 时代与旧生活的告别，在诗中有着生动的反映。诗作发表 后，延安文艺界展开过热烈的争论，诗作受到了一些人苛 刻的批评。在香港，《诗三首》也受到了文学史家司马长风 的误解。在《中国新文学史》⑥中，司马长风把何其芳表 现自己心灵变化历程的《诗三首》，说成是“有胆写讽刺诗” 来讽刺现实的判断，固然是一种误读（因为何诗中并不存 在任何讽刺的情愫）；更成问题的是，他对原诗所作的不 能允许的摘引。以下是该书所引何其芳的诗句： 年青的同志们：我们一齐走到野外去吧， 走到遥远的没有人迹的地方，把我自己投在草地上， 我像回到了我最宽大、最会抚慰人的母亲的怀抱里， 她不说一句话，只是让我在她怀抱里痛哭一场。 ……一直到完全洗净了我心里的一切繁琐、重压和苦 闷。 ……而完全忘记了世界是一个地狱，而所有的人都是 无罪的囚徒。 司马长风摘录的第一行诗，是何其芳《诗三首》中的 第一首《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中的倒数第三行。第 二行起的四行，则来自第三首《多少次呵离开了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