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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种情形看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认定 一、我国刑法学者关于交通肇事逃逸问题的争论 《刑法》第 133 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定了交通肇事后逃逸是 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以逃避法律追究为目的的逃跑行为。 学界对于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的界定也有不同的见解。 笔者认 为，交通肇事逃逸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交通事故， 为了不履行法定义务， 或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 在未接受事故处 理机关首次处理前， 从事故现场或相关场所逃跑， 而引起被害人 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总之，对交通肇 事后逃逸行为的界定过程， 也即是挖掘刑法惩处逃逸行为目的所 在的过程，从而使人明确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刑法领域里的逃逸行 为。 二、交通肇事逃逸是否以存在重大交通事故的构成为要件 交通肇事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法规并且发生 了“重大事故”，这是该罪成立的法定结果要件。《刑法》 133 条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是否需要限定在重大交通事故上？即交通 肇事后逃逸， 如果交通肇事行为不构成犯罪， 如交通肇事致人轻 伤（仅为一般事故），行为人逃逸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笔者认 为，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应当以构成基本犯为前提。 对于《解释》 第2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 的”属于基本犯的情节， 我们切不可将之从量刑情节上升为犯罪 的构成要件。更何况交通肇事在前，逃逸行为在后，根据因果法 则，逃逸行为不可能成为交通肇事行为的原因行为， 即重大的交 通事故不是由于行为人的逃逸所致。 所以， 我们不能因为日常生 活中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比较普遍 就为了加强打击力度随意将逃逸行为上升为本罪的客观构成要 件，而忽视了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 将交通肇事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一个情节加重犯， 依附于 交通肇事罪成立后才予以刑法评价， 这样在交通肇事后不构成基 本犯的情况下， 对逃逸的不予处罚， 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放纵交通 肇事逃逸。 针对这种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国外和其他地区的 相关立法，将交通肇事逃逸（包括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况）以遗弃 罪、保护责任遗弃罪、 不救助罪或单独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罪来处 理。［1］如日本《道路交通法》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驾 驶员或其他同乘人员，有抢救负伤者、防止道路上危险等义务。 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构成“违反救护义务罪”， 并且不以发生 重伤为前提。［2］如《俄罗斯刑法典》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规 定为独立的“逃离肇事现场罪”。［3］ 由于交通肇事逃逸在现行法律规范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可 以将交通肇事逃逸从交通肇事罪中独立出来， 单独设置“交通肇 事逃逸罪”。发生交通事故，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而逃逸的， 则按交通肇事罪与交通肇事逃逸罪数罪并罚 ; 如果行为人对事故 无责任或责任轻， 不构成交通肇事罪而逃逸的， 按交通肇事逃逸 罪处罚。这样规定与适用，不仅符合犯罪构成理论，而且符合罪 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也可避免有人认为《解释》修改了交通肇事 罪的犯罪构成的尴尬。 三、交通肇事后自首或部分履行救助义务是否认定逃逸 在司法实践中， 很多交通肇事案件发生后， 行为人并不是直 接逃逸，而是伴随一些其他的行为，比如情形一：交通肇事后离 开现场，直接前往司法机关自首；情形二：交通肇事后拨打报警 或急救电话后逃离现场； 情形三： 交通肇事后及时救助被害人并 向司法机关自首，之后又逃跑的。对于上述情形是否认定为逃 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0 条的规定来 看，行为人负有抢救伤者和财产报告等候处理的义务， 有此义务 而不履行， 是对法定义务的逃避。 但把“逃逸”仅限定于“为逃 避法定义务”的行为也不正确， 因为如果行为人将伤者送往医院 抢救之后再行逃跑或救助不充分，由于其履行了救助的法定义 务，但因害怕承担责任而逃跑，也应成立交通肇事逃逸。刑法打 击的是一个行为 （即逃逸 ）, 而保护的是两个法益 （即受害人的生 命健康和社会管理秩序 ）, 这就给我们认定“逃逸”提供了两个 标尺 ,也就是只要行为人肇事后逃逸侵害了以上两个法益中的任 何一种 , 就可以认定其行为属于刑法所规定的“逃逸”的法律性 质。 针对情形一，刑法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责难的基础是肇 事人离开现场不积极履行救助义务的行为， 而不仅是其意图逃避 法律追究的主观态度。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肇事人不履行救助 义务逃离事故现场的，不论其是去自首还是其他目的， 都是对被 害人生命健康的侵害，因此应当认定为“逃逸行为”。 对于自首 的情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针对情形二，对于拨打了报 警电话或急救电话的情形，被害人可以由赶来的医护人员进行救 治，但是行为人逃逸的行为了影响司法机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