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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人口政策 20世纪 70年代，中国正式提出晚、 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 或者称为“一个不少， 两个正好”的口号， 是一种指导性的减缓 人口增长速度的政策，从数量上看，其政策是以更替水平为界； 从时间上看， 其政策是以有利于妇女生殖健康与优生的第一孩晚 育、第二孩生育间隔够 4 年为条件。到 1979年，更改为提倡一 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4 年又调整为允许有实际困难的家 庭（主要是第一胎生女孩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直到如今的 稳定低生育水平。 这么多年来这个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主调的 人口发展战略没有改变。 由于大多数人只生育一个孩子， 这不仅 是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而且是促使人口尽快负增长， 因而实际上 是压缩人口规模的战略。 人口发展是一个长周期的系统。 对压缩人口规模战略实施后 果的全面评估可能要到 80?100年以后才能最后认定。但是压缩 人口规模战略实施的近期成效确实巨大。 一是在计划生育因素和 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共同作用下， 我国共计少出生 6 亿多人；二是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人总和生育率［ 1 ］一直低于更替水平， 说明人口内在趋势已发生方向性的变化， 由增长型人口变为缩减 型人口；三是生育率迅速下降，使人口总抚养比不断下降，迎来 “人口红利”期，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口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综合作用， 使人们的生 育意愿已趋于低下， 坚持压缩战略造成长时间的低生育率的负面 效应日趋明显。在此情况下，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坚持压缩人 口规模战略， 只会助长生育水平趋于更低， 造成人口急剧萎缩和 相应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环境变化促进生育水平降低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科学技术的进步， 医疗条件的改善和 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类在健康和长寿方面已取得了惊人的成 就，人口寿命大大延长。同时，也促进人们思想意识转变，包括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转变。 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人们尤其是老年人构筑了一道防护 堤。传宗接代、多子多福是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核心，其在当时 的社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国际上一些学者提出孩子有 三种效用： 父母精神上的满足； 为家庭带来若干年后增加收入的 机会；为双亲老年或意外情况下提供安全保障。［ 2］其中最关 键的安全保障。 在没有或社会保障处于初级状态时， 生育子女就 成为父母面临风险寻求保障的最好也是最传统的选择。 但是随着 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收入的增加，使他们自身安 度晚年经济生活保障的能力获得极大的提高， 从而对孩子的依赖 日益减弱。 同时随着我国医疗保健、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不断 完善、教育的普及、 大众传媒的发展、 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生育孩子的多寡已经不再是父母面临风险寻求保障的唯一因素。 并且计划生育宣传使他们相信社会进步，将来不必需要养儿防 老。正是这种宏观的社会进步，重组了生育的成本效益关系，并 最终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育决策，使家庭的生育率下降。 二是孩子抚养成本高。 人们的生育行为不仅取决于需求， 还 取决于抚养能力。当前，在城市一些人即使想生孩子，但人们的 生育意愿存在着一定的实现障碍。“生孩子会影响工作发展”、 “养孩子的花费太高， 养不起”的担心还是突出的。 尤其是教育 投入过高， 让很多贫困家庭负债累累。 考虑到市场经济转型中就 业的不稳定， 使一些子女从学校毕业后未能及时找到工作， 或在 职业流动过程中待业、 失业或创业失败甚至破产， 家长既要供子 女吃穿用，还为子女储备结婚费用，提供子女的开业基金、婚房 首付等，成年子女潜在的延伸成本也不低。在此情况下，减负只 能“减掉孩子”。农村同样如此。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职业、 生活等方面的压力下， 孩子抚养成本高已成为阻碍人们生育意愿 释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将结婚生育作为一种负担而推 迟。处于生育年龄的青年人，在结婚生育之外，有太多的机会和 选择，冀于对新生活目标和生活品质的追求，希望干一番事业， 于是将结婚生育作为一种负担推迟又推迟。 而推迟婚育的一个结 果是，当你想要孩子的时候，却发现生育能力下降了，甚至不能 生育了。通过对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 2005年 1%人口抽样 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 在全国男性农业户口人口中，25?29 岁年龄段未婚人口占该年龄段人口的百分比，由 2000 年的 21. 81%上升到2005年的25. 93% 5年时间里大幅上涨了 4. 12个百分点；在男性非农业人口中，20?24岁年龄段的未婚 人口所占比重，在 2000 年是 87. 85%，在 2005 年是 89. 28%； 25?29岁年龄段的未婚人口所占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