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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同生活到公共生活 严格说来，“公共生活”一词是一个现代术语， 它是对公共 领域中人们活动的一种归纳。 在国家与社会尚未分离之前， 不可 能存在着公共生活的形态与观念。 不过，正如哈贝马斯出于理论 说明的必要而把雅典城邦称作为古代公共领域一样， 也可以把城 邦生活纳入“公共生活”的视阈中去考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承认城邦生活属于公共生活，我们只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 用这一概念，以使之最大限度地涵盖人类历史上那些群体性的或 集体性的生活方式。在另一重意义上，我们也是为了说明现代公 共生活是有历史源头的，与古代社会中的那种共同生活之间是有 着历史联系的。也就是说，对公共生活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考察， 是可以从古代的共同生活开始的， 是有必要去发现共同生活如何 转变为现代公共生活的。 一、古代社会的共同生活 “公”与“私”的分离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在前近代社会， 无所谓私，也便无所谓公。但是，在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 一种误解，那就是认为，在古代社会很早的历史阶段中就已经出 现了公私之别。学者们往往以为，在古希腊的雅典，家庭与城邦 代表着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领域：家庭代表私，城邦代表公；不 为家庭，即为城邦。也就是说，家庭生活是私人生活，城邦生活 便是公共生活了。其实，家庭与城邦的分化还只是一种实体性分 化，而不是属于形态分化的范畴。 家庭与城邦的分离是客观存在 的，但它并不与城邦相对立，没有造成独立于城邦的完整领域。 在雅典人的观念中， 部分是以整体来定义的。 如同手是通过人来 定义的一样， 家庭须通过城邦来定义。 没有城邦，也就没有家庭。 家庭非但不能以私的形态独立存在， 反而必须依附于城邦， 通过 促进城邦目的的实现来达成自身使命――依靠奴隶和女人的生 产，家庭代表着城邦的自足。因此，在古希腊的时期，社会生活 是不能以公、私而进行标记的，更不能为其赋予“公共”二字。 实际上，考察城邦一词的原意 （共同体 ） ，我们就会发现，古希腊 时期的社会生活，在实质上是一种共同生活。 雅典共同生活的本质特点反映在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中：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 亚氏所指之“人”， 毫无疑问只是 公民。于是，这句话就等价于：只有公民才是一种政治动物，而 城邦也就只是公民的共同体了，城邦生活在事实上只对公民开 放。“单纯意义上的公民， 就是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 比如陪审员与公民大会的成员，他们身居“无定期的官职” （ 亚 里士多德认为陪审员和公民大会成员掌握了裁决权， 因而可视为 官职 ） ，参与了城邦的行政统治，故“一个人只要参与了某一政 体，他就是一位公民了。”能够参与政体的人，当然不可能是奴 隶，也不包括女人。奴隶与女人都只是家庭的附属物，男子在成 为公民（即年满20岁，成为新家庭的?家之长）之前，同样只是 从属于家庭的事物。只有在获得公民资格后，他才成为人，并从 此进入城邦，将家庭完全留给奴隶和女人。进入城邦之后，公民 将自己完全融入其中，他们“从不梦想彼此谈论各自的家庭事 务，只有在情况确实变得非常糟糕时才有必要在集会中作出旨在 确保他们一家之主的控制地位之决定。” 这一共同生活形态的形成，是与雅典人引以为傲的民主“政 制”分离不开的。雅典民主直接得益于梭伦于公元前 594 年进行 的深刻的社会改革。改革之前，占多数的平民须把自己土地出产 的六分之一交给居统治地位的少数，一旦无法支付这种“六一 税”，就将沦为奴隶。梭伦废除了这一税赋，平民无须再为别人 耕作，耕作的角色交由真正的奴隶 （ 主要是外邦人 ） 来承担。改革 确立了平民与奴隶的真正对立。 奴隶不可成为平民，更为重要的 则是，平民不会再沦为奴隶。从而，它“显著而又实在地提高了 公民的精英意识，以前公民自己或他们的祖先所从事的工作， 现 在是由这些东西来做了 （这是雅典人对奴隶的看法 ） 。”这对严格 意义上公民阶层的形成至关重要。 此前，尽管平民也被称作公民， 但他对于城邦的意义仅在于他是军事上的城邦捍卫者。改革之 后，公民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精英地位，他不仅捍卫城邦，更是城 邦的信心所在。同时，奴隶阶层的固定化，解除了公民对家庭的 后顾之忧。在家庭的繁杂事务有了保证之后， 他们终于能够将自 己全身心地投入共同生活之中。 梭伦改革的第二个举措是引入“四百人议事会” （ 后来被克 里斯提尼发展为“五百人议事会”， 这可能是由于雅典人口增长 而采取的适应性改革 ） 。尽管公民大会才是城邦生活最主要的载 体，但议事会同样不可忽视，“它是人们第一次具体的尝试，尝 试在知识分子少数和大众之间建立所谓的‘第三种势力： 这个 势力圈中，首要关注的是城邦的利益。”接着，梭伦又建立了人 民陪审法庭。 倘若行政官员有不公正的决定， 人民有权向这个法 庭上诉，并可参与到法庭审判的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