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问方案”理论下我国高校外语教育的发展与规划研究究：以大学教育为例.docVIP

第 PAGE 页 “八问方案”理论下我国高校外语教育发展与规划研究：以大学教育为例 　　一、引言 　　高校外语教育规划，作为语言规划一部分，涉及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安全等重大方面（胡文仲，2019）。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今，国家综合实力崛起、国际影响力提升显而易见。国家高校外语教育（以大学英语为主）同样历经了60余载风雨变化。为在全球化浪潮中脱颖而出，国家外语教育建设规划，尤其是英语教学规划至关重要。如何对我国外语教育进行有效规划一直以来都是国家、社会、教育界等各个层面关注与剖析重大问题。 　　长久以来，基于国家高校外语教育规划问题研究一直停留在传统研究手段与方法，如文献法、历史研究法与对比研究方法。魏芳（2019）通过回顾建国六十年来大学外语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剖析并总结了各个时期规划效果与影响，同时与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大学外语教育政策作对比，丰富了我国在语言教育政策与规划领域研究与实践。胡文仲（2009）也基于历史研究与文献法，总结了新中国60年以来外语教育发展，并认为尽管我国外语教育已取得巨大成就与重大进展，然而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如外语教育政策与整体规划缺失，理论研究与创新缺失等等。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将目光转向语言教育规划问题上，然而初步剖析与研究大多停留在历史回顾与总结反思层面，缺乏语言政策规划领域中相关理论框架支撑，未能将每一时期国家高校外语教育特点、发展以及存在问题，以科学手段进行横向对比剖析。因此，本文将在总结我国高校外语教育规划发展基础上，利用Cooper（1989）“八问方案”（accounting scheme）理论框架，考查不同时期下，高校外语教育实施者、受影响群体、实施行为、实施目等，以此进行客观对比剖析，并试图预测我国高校外语教育新定位。 　　二、基于“八问方案”高校外语教育规划问题剖析 　　语言规划领域最初理论框架建立一般都认为是挪威社会语言学家Haugen贡献。然而实际上最先使用本?w规划（corpus planning）与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这一对概念是德裔加拿大人类社会学家Heinz Kloss（赵守辉，2019）。从国家宏观层面上看，语言已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交际工具，更是一个民族其文化容器与身份象征（刘海涛，2019）。在中国大陆，最早涉及国内重大语言规划问题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普通话推广，汉语拼音运动以及汉字简化运动。这三大语言规划问题本质上都是关于国家共同语修订、改善与发展，而涉及外语教学方面国家外语教育规划却较少受到关注。 　　基于在Haugen 2*2模型，Cooper首次将“语言教育规划”，也就是“习得规划”这一概念进入了语言规划领域，扩大了学科发展。教育因素加入，使得国家、社会、以及受众之间关系得以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习得规划不仅仅包括了多语环境下国家共同语习得与相对弱势少数语种习得，同样也包括对一个国家外语教育与习得进行规划。Cooper（1989）另一重大贡献还在于提出了“八问方案”理论，他用一句话来描述任何一项语言规划不可回避八个主要问题。 　　在新中国六十年以来外语教学成就得失研究中，胡文仲（2009）将我国高校外语教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1949-1965年：这一阶段外语教育形成新格局，同时为后期外语教育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2）1966-1977年：文革阶段是整个国家社会发展各方面停滞甚至是倒退十年，高校外语教育同样也遭到严重破坏。3）1978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全球化浪潮，外语教育改革铺天盖地，全面展开。在当今，高校外语教学依旧保持着繁荣发展姿态。 　　我国初期高校外语教育规划在国家“权威规划机构”领导纲要下，与国家政治外交发展密不可分，外语教育规划形成是自上而下规定。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大浪潮，外语教育发展随着社会发展、经济变革以及全球化大背景下交流融合而带着自发性不断变化。社会发展这一因素逐渐代替了国家权威机构角色，成为了引导我国高校外语教育发展隐性力量。 　　Zhao与Baldauf（2019）曾就Cooper“八问方案”理论框架，考查了1986年前后中国语言规划实践中汉字规划发展变化及特点。本文也将采用Cooper“八问方案”理论框架，主要考察剖析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我国高校外语教育发展与规划特点。 　　（一）高校外语教育制定实施者改变 　　改革开放前国家外语教育是完全自上而下，并且由权威决策机构制定，行为实施者仅限于国家机构或政府部门，高校外语教育规划与国家政治走向、外交政策相挂钩。因此，初期外语人才培养大多限制于国家外事干部队伍。由此可见，初期高校外语教育受众小、纲要性以及政治性质较为强烈。而自1986年改革开放以来， 外语教育包括高校外语教育制定不再是国家权威部分“一手包办”，外语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