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理论》何雪松 第12章 赋权视角.doc

第十二章 赋权视角 赋权这个概念在社会工作中被广泛应用，Simon(1995)甚至认为赋权是美国社会工作领域里长期存在的一个观念。但这个概念甚少进人思维的中心，直到Solomon(1976)《黑人赋权：压制性社区的社会工作》一书的出版，它才构成一个初步的实践框架，而这一框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长足的进展，Adams(1990)甚至认为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实践进入了所谓的“赋权取向时代”。作为激进社会工作的发展与实施和反歧视社会工作的一个方面，赋权视角已经成为一种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方法，并且体现了某种可以付诸实践的实践性理想主义(Payne，2005)。 第一节理论脉络 赋权理论的一个重要先驱性论著是由Solomon在1976年完成的《黑人赋权：压制性社区的社会工作》(Black 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y)一书。她关注的是黑人这个少数民族群体，她认为这个群体缺乏必要的个体性资源与经济资源以完成自己的角色，这就是所谓的个体或社会群体的无力感(powerlessness)，即“缺乏技巧、知识和／或物质资源以及情绪管理能力，以致无法令自己满意地有效扮演重要的社会角色”(Solomon，1976)。而这样的无力感却引来负面评价(nega- tive evaluation)，负面评价不仅存在于歧视少数民族的实践、组织与事件之中，而且也存在于贬抑、蔑视他们的语言之中(Payne，2005)。 Solomon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都要经历这样的发展：在早期的家庭生活中获得的良好经验带给了他们参与社会互动的信心与能力，而这样的信心与能力增强了他们协调人际关系、充分运用社会制度去进一步提高自己能力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拥有有利于接受并良好扮演重要的社会角色。但对于很多受压制的人群而言，他们可能面临一系列的权力障碍，包括间接性的和直接性的。间接性权力障碍(indirect power block)可能对这个发展过程产生影响。负面的早期生活经验会减少人们参与社会互动的信心，从而影响人们的人际关系协调和社会制度的运用，并进而直接制约人们对重要社会角色的承担。直接性权力障碍(direct power block)也有负面的影响。比如，劣质的服务可能导致糟糕的健康状况，并阻滞个体的发展；教育过程中的歧视可能限制人们的学习机会，也可能妨碍人们对重要社会角色的扮演。Solomon认为，由于社会工作更多地集中在如何改变个体而非社会制度，因此，在处理、消除权力障碍方面，其功用是微弱的(Payne，2005)。 基于这样的背景，赋权的目标就在于从如下方面帮助人们：将自己看作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因果行动者(causal agent)；将社工看作拥有案主可以利用的知识与技巧的人；将社工看作解决问题的朋友与伙伴；将权力结构看作复杂而部分开放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部作用的影响。这样，社工可以消除案主身上的起源于负面评价的各种消极反应，让他们看到自己能够在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同时发现并消除影响案主的障碍，发现并实施有利于有效解决问题的支持性措施(Solomon，1976)。 Freire(1973)的“受压迫者的教育学”提供了一种关于希望、关怀、思考和行动的教育学，它鼓励人们争取自己的权力，而Freire本人也曾经担任过社会工作的教师，因此他的看法与社会工作有先天的亲和性。所有类型的社会交换都包含着是接受还是否定现存的社会秩序这一政治选择，而赋权就是一种教育性活动，经由对话与合作，案主参与到一定的实践(praxis)之中，体验并采取行动去应对由自己的行动引致的现实，而这种体验与应对本身又会进一步影响以后的行动。因此，这样的实践是反思性的(reflexive)(Payne，2005)。 Barber(1986)认为习得性无助理论与赋权理论有着密切联系，并且为赋权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研究性支持。Sefigman(1975)的习得性无助理论是建立在对动物与人的实验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如果人们有过无力改变自己面临的问题的这种经验，那么，他们就可能形成这样的心理预期，即自己的行动很少能产生有用的结果。因此，他们在其他情境中学习有用行为方式的能力将受到损害，他们的学习动机就可能丧失，他们在思考、学习过程中可能变得更加焦急而沮丧。这个研究结果清楚而有力地支持了Solomon(1976)有关无力感的看法。终生无权势的人们背负着沉重的习得性无助感。Barber(1986)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要做到环境丰富化(environmental enrichment)，改善这些人所在的生活环境，让他们体验到可以主导自己的生活，达致成功的生活经验。这与赋权体验具有很大关联性。 赋权视角之中的自主、个人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