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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昌赣在小村到年会的回顾 从著名的小村庄到世界著名新年会议，亚洲论坛经历了12个不知名的故事。2013年暮春4月, 以“革新、责任、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再度如约而至。作为会议的一个小插曲, 来访的13位政界首脑之一、出席年会的赞比亚总统迈克尔·萨塔 (Michael Chilufya Sata) 在忙碌之余会见了两位中国陶瓷艺术家, 面对其中一位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精心制作的《岁寒三友》古彩瓷瓶, 萨塔总统十分喜欢。而在听到翻译解释作者的精心设计、布局和所应用的传统技法后, 萨塔总统更是连连称赞“中国瓷No.1”。据事后赞方外交人员转述, 萨塔总统评价这次会见是中国之行中“令人印象深刻、非常有特色的活动”。在会议之余能欣赏中国瓷艺他感到十分高兴。 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瑰宝, 陶瓷艺术品作为国礼用于国家间交往, 大致可以追溯到古代东亚地区以我国为核心的朝贡体制, 在今天的国与国交往中也并不鲜见。但一国领导人单独接见艺术家并接受其赠礼, 在我国陶瓷界却并不常见。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创作与艺术魅力获得这一殊荣的就是本文的主角——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占昌赣。 科技基础:师资力量的支撑 虽然已经在景德镇学习创作了近30年, 但占昌赣并不是景德镇本地人。1976年, 占昌赣随父亲来到景德镇讨生活。机缘巧合之下, 占昌赣进入了景德镇卫华瓷厂, 从事陶瓷工作。“最早我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 还记得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工资就是18块钱, 那时我一个人用来吃饭都吃不饱。不过那时我还很满足, 因为刚进厂学素描时是没有工资的, 最窘迫时我要学画却连画板都买不起。”占昌赣回忆说。 那时的景德镇陶瓷业承担着生产瓷器、为国家出口创汇等多项任务, 但时代环境和人员素质都压抑了景德镇的创新精神。多数陶瓷从业人员属于世代传承, 在制作作品时他们也拘泥于先人技法设计, 不敢越雷池一步。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是, 由于师徒代际间缺乏创新精神, 也就缺乏良性竞争, 那么在有限的计划经济市场中就存在着“教会徒弟, 饿死师傅”的窘境。占昌赣回忆自己当时面临的困境时说:“当时可以说是很封闭, 学习都是学徒制。老师很保守, 要学到核心技法很难。那时的老师傅都是按部就班地创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唯一能够影响我们的就是‘计时加奖’政策。这种政策就是说在完成工作指标之外可以自己加班, 多做出来的部分会有一些奖金。我就利用帮老师加班, 帮他拿奖金的时机学到一部分知识。这样慢慢进入到老师的创作阵地, 学会必要的技法。那时也很无奈, 除了跟老师傅学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 不过在学到初步的知识后, 占昌赣的艺术道路就顺利了些:“那时老师也有一个优点, 他虽然开始防着你, 不过一旦你的努力和灵性受到老师傅的青睐, 老师认可了你, 就会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教导你, 非常认真。” 后来由于自身技术过硬, 占昌赣被调入景德镇艺术瓷厂, 并进入了在厂中负责高难度、重要瓷器烧制的重工组。期间, 占昌赣为了充实自己的陶艺理论知识还通过当时竞争激烈的成人高考考入了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进行系统学习。经过差不多6年的学习, 占昌赣“出师”了。“那时的创作虽然没有什么个性, 但打下的坚实的技法基础可能是现在学校教出来的学生所学不到的。”占昌赣这样评价自己的学业历程。 占昌赣的回忆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 占昌赣已经是厂里的骨干。作为行政科的重要一员, 他负责厂内陶瓷的图样设计与定型、质量检查和厂陈列室的管理等工作。虽然在厂内他已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 有着光明的前景, 但随着南巡讲话与改革开放的深入, 占昌赣认为个体户似乎不是那么可鄙, 工厂铁门之外是一个可以创造出更多可能的世界。 “那时我决定办停薪留职, 我要下海自己搞创作。当时在厂里简直是爆炸性的新闻, 我是厂里的第一个。我当时已经下定决心, 由于厂里想留我, 也加之没有先例, 为了办停薪留职我花了3个月时间去找各个单位, 终于批了下来。”占昌赣回忆起那时的决断似乎依然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激情。 下海之后的占昌赣, 做起了当时在这个小城还不被很多人接受的个体户, 为一些商人进行陶艺创作。“我做了一阵, 一个月就能挣到两三千元钱, 比我在厂里的同事们多挣出好几倍。”占昌赣回忆说, “那时装个电话还要几千元钱, 我算是景德镇很早有电话的人。那时在家里抱着电话很开心, 但是不知道往哪儿打, 因为身边的人都没有装电话。” 不过总体而言, 90年代的艺术市场仍然很不发达, 当代艺术瓷尚未为大众所接受。为了学习更多陶艺知识, 也为了感受最前沿的文化趋势, 占昌赣再一次离开已经经营得游刃有余得景德镇, 北上京城。 “我到北京主要做瓷器修复和仿古瓷。一方面当时仿古瓷比较流行, 另一方面要想做好仿古瓷或者去修复古瓷需要回到那个时代, 用那个时代人的思维去看问题、想办法。要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