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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问题的政治哲学解读 根据1936年乌尔沙特劳斯的说法，所谓的“苏格达问题”是苏格达作为哲学家的形象在古代作品中从“年轻斯特兰”（自然之子）到“老年斯特拉斯”（政治哲学家斯特拉斯）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政治、哲学关系（或政治、哲学的边界）。 在解析“苏格拉底问题”的基础上,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危机是政治哲学的危机,是17世纪以来现代政治哲人误读“苏格拉底问题”并不断推进现代性的结果,其表现是政治和哲学的双重“走火入魔”: 一方面是政治的哲学化,另一方面则是哲学的政治化。所谓“政治哲学化”,是指现代政治似乎必须从哲学的学说和主义出发才能奠定自己的正当性,这是前现代政治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前现代政治是以道德、习俗和宗教为基础的,从来没有像现代政治这样过度要求理性化、知性化和哲学化。 在施特劳斯看来,由于不再能理解“苏格拉底问题”,并在现代性的道路上愈行愈远,无论是现代政治哲学还是现代教育,都难以克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对此,施特劳斯主张返回古典政治哲学及其起点“苏格拉底问题”。在他看来,古典政治哲人正确地审视了苏格拉底转变的意义,恰当地处理了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使政治与哲学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与平衡。同时,他主张在现代教育背景下实施自由教育,培养既追求自由,又能够超越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精英。 一、 自然哲学向政治哲学的转向 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他发现,苏格拉底年轻时与其他自然哲人并无不同,同样站在哲学的立场上鄙视政治和道德,尚未认识到从自然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必要性,这正是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喜剧《云》(Clouds) 中刻画的苏格拉底形象。与阿里斯托芬作品中自然哲人苏格拉底的形象不同,柏拉图和色诺芬作品中的苏格拉底完成了从自然哲人向政治哲人的转变, 即从鄙视政治和道德事物、鄙视人事和人的苏格拉底,转向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物、关心人事和人的苏格拉底。 (一) 苏格拉底的教育意义 从时间上看,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最早呈现了对苏格拉底思想的描述,因此,施特劳斯对“苏格拉底问题”的解读首先是从《云》开始的。在阿里斯托芬的 《云 》中,故事的男主角斯瑞西阿得斯(Strepsiades)送他的儿子斐狄庇得斯(Pheidippi- des)到苏格拉底那里学习诡辩术。苏格拉底的教育,导致斐狄庇得斯藐视习俗、权威以及城邦的神。 后来,斐狄庇得斯还动手打了自己的父亲,并且用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的正义与非正义的言说向他的父亲证明,他打自己父亲的行为是正义的,他甚至还声称能够通过辩论来证明自己有权利打自己的母亲。 斯瑞西阿得斯很懊悔将儿子送到苏格拉底那里接受教育,他“一边咒骂自己、咒骂自己的不诚实,自责自悔,一边将愤怒转向苏格拉底及其学校,焚毁苏格拉底的思想所,承认宙斯及其他神祗的存在”。 在施特劳斯看来,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的特征是:缺乏实践智慧或审慎之德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不但藐视一切现实中的东西,而且还藐视城邦之神———宙斯。他研究自然科学和修辞术, 脱离城邦,全然不关心城邦事务和人事。他的德性是勇敢、无畏、离经叛道,这些德性使得他不崇拜城邦的神明,而崇拜惟有他才崇拜的新神(即“云神”)。 作为自然哲人的苏格拉底没有意识到,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过沉思的生活。这一疏忽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如果缺乏政治哲学智慧的人受到他的影响,对城邦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因为自然哲人的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潜在冲突:自然哲人的哲学是超越人性的,是彻底非政治的,而城邦却是政治性的,是有关人事和道德的。 (二) 苏格拉底的法律意义—色诺芬的苏格拉底 施特劳斯认为,苏格拉底从自然哲人向政治哲人的转变,是在色诺芬和柏拉图的作品中完成的。 色诺芬对苏格拉底描述的著作有四部:《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齐家》(Oeconomicus)、《会饮》 (Symposium)和 《苏格拉底的申辩 》(Apology of Socrates),其中《回忆苏格拉底》篇幅最大,全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苏格拉底的正义既是哲学上的,又是政治上的,既是超法律的,又是法律上的。在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看来,哲学生活比政治生活本身更有尊严,但他依然表现出对城邦政治以及一切与之相关事务的尊重。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兼具智慧与节制的美德,能恰当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色诺芬指出,苏格拉底认为,智慧与节制密不可分。政治不是最高的,却是最先的,因为它是最急迫的。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恰如自制与合宜的德性的关系。”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之所以表现出对政治的尊重,是因为他认识到政治与非政治存在本质差异。 这种认识本质差异的存在或理性异质性的存在,是一种与前苏格拉底哲人的疯狂相对的审慎。因此, 在施特劳斯看来,哲学首先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乃是第一哲学,因为政治哲学被用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