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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前中期文学观念与诗风的变迁 一、 梁代的“兴儒、兴礼”,要求后进生,以景俗生产 梁朝天监（502-519）、普通人（152-527）、大同（527-529），从大中同三年（531年）赵明帝萧彤去世，学术界通常将其划分为梁朝文学的早期阶段。 刘宋以后,随着北府兵将领的崛起,中原望族进一步衰落,寒素士人取得士族身份的比例不断上升,士庶界限更加模糊复杂。“到了梁代,情况和宋齐大为不同,王谢等过江旧族,到此时的社会地位已大不如前,不但在朝廷中并无人居于要职,在文坛上亦远非曩时可比。” 在用人政策上,看重门第身份的同时重视寒门后学的才能。由于九品中正制,士族多看中职闲禀重的“清显之位”,秘书郎、著作郎仍是甲族子弟的起家之选,“平流进取,坐至公卿”。齐代法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梁会要·选举》特分“素族士族甲族”和“寒门”两类,说明士庶隔阂依旧存在。武帝在九品官人法基础上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以策试作为主要标准,“秀才、孝廉、贤良成绩上等者,中正评为第二品;成绩中等者,中正评为第三品;成下等者,中正评为第四等。所谓上等、中等、下等者, 以策问中第为标准。” 总之,“梁武帝采取‘不问士庶,依照德才选用官吏,既防止无德行教养的寒人一味苟进媚事,又阻止不学无术的贵族子弟尸位素餐……在天监年间整理国政,徐勉、周捨等寒门出身的宰相励以治道。’” 第一,萧衍重儒崇雅,提倡雅正文风,重视文学的政教功用。当时朝廷用乐多有不合雅正之处,天监元年,他曾“思弘古乐”,下诏访集雅乐,亲自参与新王朝的礼乐建设,“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隋书·音乐志上》)《敕萧子云撰定郊庙乐辞》曰:“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天监四年“是时礼乐制度,粲然有序”。他还编选了《历代赋》一书,表达自己崇尚古典的文学观念。受其影响,梁初永明体遭遇挫折,不仅声律说不被普遍采用,平易流畅诗风也多为主流不喜,开始向元嘉使事用典的长篇古体复归。萧衍制《千字诗》,冗长乏味,酷不入情,有过之颜延之、谢庄。“高祖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约以下同作……”(《梁书·王僧儒传》)作为“竟陵八友”之一,萧衍早年作过不少新体诗,如《雍台》“旧落登雍台,佳人殊未来”,与永明体近似但仍带古质之气。永明四年萧衍曾为王俭东阁祭酒,受其使事用典诗风的影响,对永明作家倡导的清丽平易诗风有所不满,意欲恢复元嘉诗风,以纠正永明诗歌之偏颇。使事用典的思想根源在于崇尚博学,如“(刘)显博闻强记,过于裴、顾,时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梁书·刘显传》)为了方便用典,此时聚书、编纂类书成风。萧绎《金楼子·聚书篇》自称:“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矣。” 第二,代表新进士族欣赏趣味的媚俗侧艳诗风开始流行。萧衍属军功起家的庶族,无晋宋高门之清高自持传统,其文学趣味更接近流俗。萧衍出于政教目的提倡雅乐,但在个人兴趣上更倾向流行的江南俗曲。“普通末,武帝自算择后宫《吴声》、《西曲》女伎各一部,并华少,赉勉。”(《南史·徐勉传》)另据《乐府诗集·江南弄》解题注引《古今乐录》载:“梁天监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王运熙先生即说:“《江南弄》与《上云乐》的创制参考了西曲《三洲曲》的和声、杂舞曲辞《拂舞歌》《淮南王曲》《杯盘舞歌》,并受创印度、西域音乐的影响,具有吴声、西曲、杂舞曲及外国音乐的优点,造成声调曲折,句法参差的新声。” 第三,部分恢复继承了抒写个人情志的汉魏寒素文学。一方面,其拟作乐府古辞,如《有所思》《长安有狭邪行》《拟青青河畔草》等,质朴古雅;另一面是征战、游侠、边塞等武事题材的兴起。现存南朝一百多首边塞诗,多为梁后作品。武帝《戍边诗》《古意诗》等,写征戍分离之苦,《宴诗》写息兵止杀,透露着功业理想,直接上承汉魏寒素文学精神。 总之,梁武帝倡导的诗风迥异于永明诸家,奠定了梁初诗风总杂、多元化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士族中不同阶层的消长和作家队伍的变化,又对文学本身的发展起着重要影响。 二、 措施之一:出身较低的诗人崛起,及宫体诗风的兴起 作为昔日贵游,沈约、范云、任昉、萧衍、柳恽等原西邸旧部大多年事已高,他们不仅将永明文学特色带入梁代,更多精力用于奖励后学、提携新人。比如: 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刘)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坐,虽仕进有前后,其赏赐不疏。(《梁书·刘苞传》) 及(任)仿为中丞,簪裾辐凑,预其宴者,殷芸、到溉、刘苞、刘孺、刘显、刘孝绰及倕而己,号曰‘龙门之游。’虽贵公子孙不得预也。(《梁书·任昉传》) 据笔者统计,有殷芸、到溉、到洽、刘苞、刘孺、刘显、刘孝绰、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