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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诗经》学述论 《诗经》是中国古代现存最古老的诗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几千年来，它一直受到赞扬。后人不仅将《诗经》奉为经典,而且《诗经》学研究也经久不衰。在元代以前,《诗经》学研究经历了两次高峰,即《诗经》汉学和《诗经》宋学。《诗经》学发展到元代,其成就已远不如前代了。皮锡瑞称元明经学乃是“经学积衰时代”1。元代《诗经》学,既无名家辈出,亦乏鸿篇巨制,较之前代的《诗经》汉学和《诗经》宋学,成就并不突出。但作为《诗经》宋学与《诗经》清学的过渡时期,元代《诗经》学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有其独特的风采。本文以文献整理为基础,通过对元代出现的《诗经》学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的整合研究,来探讨元代《诗经》学的整体特征,并进一步总结出元代《诗经》学在整个《诗经》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 《诗经》学的整体特征 元代《诗经》学著作众多,《四库全书》收录的有许谦的《诗集传名物抄》、刘瑾的《诗传通释》、梁益的《诗传旁通》、朱倬(附赵真)的《诗经疑问》、刘玉汝的《诗缵绪》、梁寅的《诗演义》七家。《续修四库全书》收录有胡一桂的《诗集传附录纂疏》、朱公迁的《诗经疏义会通》、罗复的《诗集传名物钞音释纂辑》、李公凯的《直音傍训毛诗句解》、刘贞仁的《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诗义》、《文献诗考》六家。另外,还有一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也在元代《诗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宋、元两代相接,宋代《诗经》学对元代《诗经》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元代《诗》家对宋人疑古求实的学风有所继承,对《诗经》宋学的集大成之作《诗集传》有很大的发挥阐扬。元代《诗经》学的整体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 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有元一代之说诗者,无非朱传之笺疏,至延佑行科举法,遂定为功令。”(P128)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朱熹的《诗集传》在元代盛极一时。现存的元代《诗经》学著述中,有七成左右是附翼《诗集传》之作,元人在《诗经》名物、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大力阐发《诗集传》。这也使元代《诗经》学呈现出了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众多《诗》家为一家作注,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一家之学。 1. 北方诸儒促进了程朱之学的盛行 自南宋宝庆(1225—1227)以后,程朱之学在南方 开始盛行。由于当时南宋偏安一隅,南北道绝,载籍不通,因此,北方只知有朱熹之名,却没有见过二程和朱熹的著作。到元兵下江汉攻宋时,姚枢奉诏于军中求儒士,南儒赵复被俘获到了北方。从此以后,“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当时,杨淮中“闻复论议,始嗜其学”,于是与姚枢谋划建立了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自此以后,赵复在书院中以孔孟之道、程朱之学教授,使得程朱之学在北方得以广为流传。所以说,“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P4314) 程朱之学北传后,对北方的儒学之士有很大的震动,诸儒争相研习程朱之学。曾主持国子学的名儒许衡,从姚枢处抄录赵复录授的程朱之学,闭户研习,大有“今是昨非”之感,他说:“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须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不然当求他师。”(P765)许衡要求弟子们尽弃前学,改学“朱学”,他还对自己的儿子说:“朱子《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书,虽他书,不治可也。”(P765)由此不难看出,程朱之学,尤其是朱熹学说对北方学界的巨大影响。北方诸儒改习程朱之学,客观上促进了程朱之学,尤其是朱熹学说的繁荣。 除赵复在北方讲授程朱之学以外,曾得过朱子之传或再传的金履祥、许谦、胡一桂、胡炳文、陈栎等人在宋亡以后,以朱子之学相与教授讲习,在当时也颇有影响。元史载,“延祐初,谦(许谦——引者注)居东阳八华山,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焉。”(P4319)许谦还请建四贤书院,以朱熹所传之学教授学生,他也因此被认为是“朱熹之世适”。其他朱门弟子,或著书立说阐扬朱熹的学说,或讲学不倦,以发扬朱子之学为己任。 由于元统治者的官方支持以及朱门弟子的推动,程朱之学得以在北方乃至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以至于后来的学校教材、科举考试都与朱子学说密切相关。赵复将程朱之学带到北方,成就了程朱之学尤其是朱熹学说在元代的繁荣,而朱熹学说的繁荣无疑又为元代《诗经》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诗经》元人的《诗传》 自赵复将程朱之学传入北方后,朱熹的学说得以在全国范围内繁荣发展,在《诗经》学领域,朱熹的学说更是被大力阐扬,《诗集传》被元代《诗》家推崇备至。 综观元代众多的《诗》学著作,几乎都是围绕“朱传”撰写的,基本都成为了“朱传”的追随者和衍生物,如刘谨的《诗传通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