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回叠合盆地的形成与演化.docxVIP

多旋回叠合盆地的形成与演化 中国许多沉积物盆地的地球动力学进化历史悠久。中国古代地质学对其形成、发育和地质结构类型进行了长期有效的探索。关于盆地结构类型的研究[1、2、3、4、5、6、7、8、9、10、11、12和13]。随着中国中西部地区及南方海相沉积区大规模油气勘探的深化,对中国盆地发育的地球动力学环境、形成演化过程及其对油气地质条件的制约作用的研究正在日益深入。 近年来,“叠合盆地”一词在国内有关盆地的学术会议与大量文献中频繁出现,但不同学者对其概念的理解差异较大,给学术交流、盆地研究与勘探实践带来诸多不便。鉴于此,本文着重讨论“叠合盆地”概念的由来、内涵与外延及与其相似概念的区别。 1 “叠加盆地”概念的背景 1.1 盆地历史演变与盆地结构的构造古地理控制 地质学家早已熟知,地壳运动是多阶段的。李四光(1941)认为“构造体系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并且有明显的阶段性”;黄汲清(1945)提出了地壳运动的多旋回构造说;陈国达(1959)认为“地槽、地台、地台活化区(地洼)是大地构造的三大单元,地壳动‘定’转化递进”,表现出地壳发展的多阶段性;张文佑(1958)认为“断块边界一般都是多旋回活动,断块固结后还可以再活化、开裂或拼合”;张伯声(1959)认为“波浪状镶嵌构造在地史中永远是变化发展的,地壳波浪运动时速时缓,因而地壳运动呈现阶段性”。刘鸿允编的《中国古地理图》(1950)和王鸿祯编的《中国古地理图集》(1985)再现了中国地壳从中元古代至第四纪的构造发展与地理演变,核心观点是“全球构造活动论与构造发展的阶段论”。 沉积盆地是地壳的基本构造单元之一,在应用“地壳运动的多阶段性”观点研究沉积盆地时,必然意识到“盆地呈多阶段发展”。朱夏等老一辈石油地质学家曾提出研究盆地的“活动论构造历史观”[1,21,22,23,24,25],认为中国古生代盆地与中、新生代盆地分属两个地质历史阶段,是与两种全球热-构造运动体制(古生代的槽-台体制,中、新生代的板块体制)相联系的两套沉积盆地。这些古生代与中、新生代盆地原型在大部分地区彼此“叠加”,这种叠加不是一般沉积上的“复合”,而是通过构造格局重大变化而复杂联系的。 朱夏提出的“盆地运动体制”概念奠定了“多旋回盆地”或“叠合盆地”概念的立论基础。地壳的运动体制随着地质历史的发展而改变,而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运动体制“决定于愈来愈深的地球内部物质的运动”,即盆地的热体制与构造体制。热-构造体制变化将导致盆地的形成环境、沉降机制、沉积充填、变形样式等发生一系列变化,出现的新的沉积盆地实体可能继承前期盆地的某些特点,但更多的可能是新生成分。因此,运动体制的演变及变革是出现新的盆地类型及产生盆地相互叠加现象的根源。 1.2 环太平洋构造域 中国大陆地处西伯利亚(以及后来的劳亚)与冈瓦纳大陆之间的转换构造域,由包容在几个巨型造山带之间的华北、扬子、华南、塔里木等小陆块及众多的微陆块拼合而成,由早到晚依次受阿帕拉契亚—古亚洲洋(劳亚洋)、特提斯—古太平洋、印度洋—太平洋三大动力体系的控制。中国北部属古亚洲洋构造域,南部为特提斯构造域,东部为环太平洋构造域。由于三大动力体系在时间、空间上的叠加、复合或干涉,在华北、东北地区,环太平洋构造域叠加在古亚洲洋构造域之上;在天山—贝加尔带及昆仑—祁连—北秦岭带等地,特提斯构造域叠加在古亚洲洋构造域之上;在华南、南海地区,特提斯构造域叠加在环太平洋构造域之上。中国的沉积盆地发育在上述陆块内部及其边缘,在不同的动力体系作用时期,不同地区相叠置盆地的发育阶段或范围存在明显变化,多旋回演化的结果是产生了复杂多变的“多旋回叠合盆地”。任纪舜等从全球动力学及控制沉积盆地形成的大地构造环境的角度,指出中国大陆在海西造山旋回之后发育了4个阶段(P2—T2、T3—J、J3—K1与K2—Q)的沉积盆地,由于上述三大动力体系的叠加与复合,这些盆地在地质结构上相叠置,例如准噶尔、吐哈、塔里木、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苏北-南黄海等盆地就具有典型的叠加地质结构。 2 “叠加盆地”的定义 2.1 复合构造运动学cortrate 在现代汉语中,“叠”是一层摞在另一层上的意思,即重叠,“合”是几个单元拼在一起的意思,即组合、集合,“叠合”就是“不同单元在空间上的组合或拼合”。在英文中,congruence(适合,一致,合并,叠合)、folding(折叠,叠合)与superposition(重叠,重合,叠合)都有“叠合”的意思,其中superposition意为“the establishment, originally on a cover of rocks now removed by erosion, of a stream or drainage system on exis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