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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与中国修辞学 一、 是语言的高效性和修辞 在人类对自己的审视中，有三个定义非常重视。一把人界定为智性动物,二把人界定为语言动物,三把人界定为工具动物。但是,这些定义都不具排他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某些非人动物也会说话,会思维,会使用简单工具。于是有人便合三者为一体,把人定义为“能说话、会思维、能使用工具的动物”。其实,这个定义仍然具有缺漏性,因为一只水獭就可能同时具有这三个属性。那么,人到底是什么?哲学家、人类学家同时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人是修辞的动物!(p.23)因为人不仅有语言,而且极尽语言的一切可能性;人不仅会思维,而且具有思维的无限创造性;人不仅会使用工具,而且注重工具的多维延伸性。这三性的共同特征是其高效性,而这恰与修辞同构。因为狭义的修辞是指高效表达,广义的修辞是指高效生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修辞是人的本质属性。 有哲人说,世界,尤其是与知识相关的世界是由语言构筑的,(p.5)而我们进—步认为,语言世界又是以修辞的方式完成的。正因为如此,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把修辞与修身修业看得同等重要,甚至把修辞与邦国的兴亡联系起来。直到今天,西方仍把修辞看作组织、规范人类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工具。然而遗憾的是,在人际交往日益频繁、文化接触日益广泛的今天、在西方修辞学已成“显学”的时候,中国修辞学却变得越来越萎缩了。 中国修辞学从建立那天起,就似乎注定了它的“无家可归”的命运,文艺学、美学、哲学、传播学中自然没有它的位置,就连本该接纳它的语言学也往往认为它不是语言本体研究,不是科学研究而不予痛快地接纳,所以,即使大学现代汉语教材还讲授到它,但就其比重很难说已经占有一席之地。有修辞学家抱怨:修辞学越来越被边缘化,甚至在对人的行为研究中被迫“缺席”!这就是说,中国修辞学始终面临着安身立命——是认祖归宗还是自立门户的艰难抉择。 近年,修辞学似乎时来运转,不只是修辞学界,就连文学批评、美学乃至哲学界,也都有人频频发表有关修辞学的文章,甚至有人提出美学的修辞学转向。就连一些“很”不重视修辞学的高等学校也主动与修辞学结缘,如北京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请来了加拿大的高辛勇演讲《修辞学与文学阅读》,请来了美国的浦安迪演讲作为修辞学的《中国叙事学》,还出版了美国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等等。这本来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然而却又令人有几分尴尬,因为推进这项工作的是文论界而不是语言学界,更不是修辞学界!再者,我们是请国外的学者用西方甚至我国传统的修辞理论对我国的文学文本进行修辞批评,而我们自己却无奈地袖手旁观。更何况好多洋理论根本就不符合中国的修辞实践。所以,中国修辞学又面临保持自我与重塑自我的艰巨任务。 二、 中国修辞学的现状 中国修辞学的现状一至于斯,原因有外部的不重视,也有内部的不争气。关于外部原因,谭学纯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从四个方面作了概括:一是作为学科建构前沿阵地的学术刊物的不认同,国内有影响的十多种汉语研究方面的期刊,对修辞学的发稿率几近于零,大多数综合性学术期刊也很少刊载修辞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而唯一的修辞学刊物《修辞学习》根本承受不了中国修辞学学科建设之重负。二是作为学术导向的科研立项的不接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制定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中,根本没有修辞学的立足之地。三是作为科学普及的教材建设的不公正,“十五”国家级规划新编教材“指定选题”汉语的目录下根本没有修辞学的名字,而旧有的修辞学教学体系仍是“乡音未改鬓毛衰”,与学科前沿、与社会需求的距离日渐拉大。四是作为价值评估的权威认定的不合理,在对待学术奖项的态度上有着明显的偏向。同样是以一代语言学大师的名字命名的奖项,对陈望道修辞学奖做出反应的几乎只有《修辞学习》,其他众多的语言学刊物则默不作声。(p.13)造成这种现状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固有的成见,认为修辞学研究不是语言本体研究;二是权力的作用,语言学界的话语权一直在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尤其是语法学手中;三是对修辞学的不甚了了,认为修辞学只是说说写说的技巧,谈谈辞格的运用而已。面对如此的环境压力,修辞学感到了少有的孤独和失落,修辞学家也表现出各种心态:有“无意苦争春”的自欺,“恨无知音赏”的自慰,“徒劳恨费声”的自责,当然也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自信。然而,自欺、自慰、自责都于事无补。我们只有加倍自信,从根本上去探究,找出问题的症结,做出相应的对策,才能保证中国修辞学在新世纪的良性发展。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尴尬现状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2001年就指出的“中国修辞学自身的欠缺”(p.18)。 (一) 中国修辞学研究的现状 “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知识与预期、理论与观察之间的矛盾,问题就是对已有知识的延伸式思考。1962年,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社会科学的逻辑》一文中说:“和在所有其他科学中一样,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