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尼斯格雷》的女性书写.docxVIP

《阿格尼斯格雷》的女性书写 《阿格尼斯格拉》是英国女子安布朗特的代表作。出版于1847年。同期两部文学名著《简·爱》和《呼啸山庄》的作者夏洛特·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是安妮·勃朗特的姐姐，她们三人被并称为英国文坛的“勃朗特三姐妹”。两位姐姐是写家庭题材的天才，作品富有浪漫主义情调和神秘色彩。安妮则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张如实地描写生活，没有过分的夸张，决不把生活浪漫化或情节戏剧化，风格朴素淡雅，真挚自然，和姐姐们的作品相比更平凡，更真实，更感人，更好地体现了一位知识女性的独立和自尊。1848年，安妮出版了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次年，正当安妮的小说艺术日趋成熟时，不幸结核病恶化去世，年仅29岁。 一 女性写作的研究视角 19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海外版图扩大，是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全盛时期。但是19世纪的英国女性仍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婚姻中处于劣势，她们仍然只是被选择的对象。女性的活动局限于家庭内部，几乎没有公共职位对女性开放。女性所受的教育仅限弹琴，唱歌，跳舞，目的主要是吸引男性注意；她们看一些小说，不是为了开阔视野，而是为了跟男性有丰富的话题；学一些算术，是为了将来有管理家务的能力。维多利亚时代女子受教育就像在《名利场》里的平可顿女子学校那样被培养成“行为举止符合上流社会规范”的“淑女”，目的是要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男性结婚。父权制的维多利亚时代，男性是社会、家庭的主体，女性必须依赖男性才能生存，她们没有话语权，没有独立生存发展的能力。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有史以来一直处于被评判、被表达的社会文化语境。为了找回自我、确立自身的地位，女性从那时起试图以写作的手段来实现自我讲述。 女性写作是一种具备了女性独有文化性别价值立场的女作家对妇女生活的思考，是带着消除性别歧视与结束性别压迫的写作使命的。随着女作家文化性别意识的不断增强，性别价值的逐步明朗坚定，对妇女生活的思考也将更加深入，其对男权文化中心的反抗、颠覆也将更为自觉。申丹在《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一书中指出：“叙事者性别的不同往往会对叙述模式产生的意义有所影响, 但除了性别, 还有其他诸多变量, 如种族、阶级, 还有宗教、学历、阅历、年龄、婚姻、健康状况等等。”291～292而视角是理解文本的起点, 是决定读者视野的重要因素, 而读者从某一视角考察文本所形成的视野就制约着他能看到什么和对什么视而不见。在文学阅读和研究中, 切入文本的视角是复杂而多样的, 如政治、文化。85把性别和视角结合在一起的“女性视角是指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16 不同的叙事者身份、立场，必然带来不同的叙事角度，性别本质、性别色彩就蕴藏在叙事角度之中。这样作为女性写作也就有了明确的文化价值取向，它使写作的女性在共同的政治利益基础上结盟。也只有坚守在女权主义运动宗旨下，女性的文化性别意识才呈现出其独有的价值理念，女性写作也才能显示出与普遍意义上写作的差异。它会自然而然地感觉到女性追求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并将它作为作品叙述的中心要素，会努力试图将自己的体验转化成文学形象。这样，女性写作才能实现其自身的意义—作为观察世界的另一种视角，撕开传统男权的屏蔽，使世界得到更充分完整真实的揭示。 二 道德观的冲突 著名小说作家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真正职能是表现人类的存在及其生存境况。在这一点上，小说的作者安妮·勃朗特正是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描述了一个牧师家庭出身，自幼受人宠爱的娇弱英国少女格雷因家道中落被迫外出工作，担任富人家庭教师的经历，反映了那个时代相同生活背景下，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女性是如何离开家庭走上社会，独立、自强地开拓事业，代表着女性开始真正自发地要摆脱父权制社会传统下的依附、从属地位。安妮·勃朗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的特质进行创作，用细致的心理情感描写和舒缓抒情的语言把有教养、有道德的贫贱者与缺乏教养、道德低下的富贵者作了鲜明的对照，以与统治阶级截然对立的价值尺度, 热情地讴歌那些真正以基督教的博爱、宽容精神待人的人们。安妮·勃朗特笔下的“我”作为传统女性形象的代表，反映了“女权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 即强调与“男权”相等的“女权”。 “我”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在父母和姐姐的影响和帮助下，精通音乐、唱歌、绘画、法文、拉丁文和德文；“我”虔诚地笃信宗教，用一颗充满博爱、宽容的心真诚待人；“我”看似平凡而普通，其貌不扬，涉世不深，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我”不畏权贵，无视等级阶级区分，坚持正确的立场。“我”怀着美好的理想和满腔的热诚踏上社会，而两家主人和调皮的学生使“我”尝尽辛酸。最初来到这两个家庭，“我”都满怀憧憬，希望能得到真挚的对待和热情的欢迎，毕竟，教师的职业在“我”看来是神圣的，是教育幼小心灵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