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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儒学经世思潮 一 九世纪经世思潮 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在研究19世纪中叶地主阶级知识界的学术和政治趋势时，使用了地主阶级经济学派的概念。太平天国的压迫和1960年和1970年的“同治中兴”是经世派崛起的结果。这一提法虽不无道理,却略嫌笼统。因为,一个学术或政治派别,一般要有共同的学术观点或行动纲领,而就我们所知,姑不论林、龚、魏,即使是所谓经世派中坚的曾、左、李,在内政外交等方面也表现了很大的不同。与其把这些人划作一个学术、政治派别,莫如说他们都是晚清儒学经世思潮中各各施展其抱负的地主阶级自救分子。 儒家学说在中国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它的原则几乎象西方的基督教教义一样,广泛而又不确定。唯其广泛,它曾以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规范充实和巩固了封建的宗法制和等级制,而由于它的不确定,又使它得以在不同的时代经受了各种挑战,在发展变化中图自存。明清以降,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没落,儒学也日益僵化了。清朝中叶表面显赫、如日中天的汉学考据学就从反面揭示了儒学的凝固、僵死。鸦片战争前夕,感受着风雨飘摇的严重局势,一部分敏感的封建士大夫在历史的反思中,背离了“绝口不谈政治”的信条,象他们的某些先辈一样,又走上了经世致用的道路。从鸦片战争前后到九十年代中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这股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的地主阶级经世思潮,正是儒家思想面对国内农民革命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冲击而进行的一次顽强的抵抗,也是它两千多年历史中最后一次的回光反照。 在这股经世思潮的影响下,半个世纪中,出现了许多风云人物,如林、龚、魏,曾、左、李,等等。如果不是用现代的眼光,把林、龚、魏加上红色,给曾、左、李抹上黑色的话,那么,把他们排列在一起,就不是那么不可理解了,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封建知识分子(虽然有的后来位居封圻),不管他们在学术渊源上有何不同,都是以通经致用为思想出发点,不遗余力地挽救封建大厦于将倾,只是由于他们救世主张的不一、政治倾向的差异而区别出历史地位的高低。具体来说,十九世纪中叶的这股经世思潮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龚、魏等人为代表。“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他们的特点是:正视社会现实,批判封建制度的腐败;开眼看世界,主张学习西方。龚自珍在前一方面表现最为突出,他的思想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对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批判。他把君主专制统治下许多可耻可憎的东西都无情地揭露出来,予以鞭挞,在思想界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魏源则是后一方面的“前路先驱”,他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方向。龚、魏等人还开创了自嘉道以来一种新的士林风气,即学术与政治相联系的风气,促使人们逐步摆脱宋学空谈性理和汉学烦琐考据的学风,走上了“讥切时政”的道路。 龚、魏所处的时代,还只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鸦片战争后十年,社会各种矛盾迅速激化,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的入侵,从内外两个方面更加猛烈地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龚、魏所预感的大乱已成为无可逃避的现实。在这乱世之中,有更多的封建士大夫出来力挽狂澜。这样,时会又造就了所谓“中兴名臣”的曾、左、李诸公。可以说,他们都是地主阶级的正统派,都认为危机的症结在于世道衰微,人心不古,而克服危机的办法则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由于个人经历与品格的差异,他们的经世思想又各有特色。曾国藩强调个人修养,一生“道貌岸然”,带有浓厚的伪善色彩。李鸿章则更多地着眼于本身直接的政治经济利益,透露出明显的市井气息。和他们比较起来,左宗棠的经世思想则带有更多的“书生气”。他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献身精神,在列强环伺,险象丛生的环境中艰苦地寻求一条自强自救的道路。左宗棠的经世思想是儒家学说在新时代面前苦苦抗争的缩影,而这条经世之路终究没有走通,也是令人深长思之的。二 左宗棠经世思想的特点,就学术而言,是不拘守一家一派,兼取程朱、陆王及早期汉学的各有关成分,为自己挽救封建衰世的事业服务。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没有能从思想上真正武装农民阶级,却起到了使地主阶级团结起来的作用。这说明一个简单的事实:与其说封建士大夫们忠于清王朝,不如说他们更忠于儒学传统;他们之所以效忠清王朝,是由于这个王朝保护他们的价值观念,只要儒学的观念不动摇,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就有了可靠的保证。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左宗棠坚定不移地恪守程朱理学。他批评当时的士风说:“自顷士习凌夷,狃于科第利禄之说,务为词章取悦庸耳俗目,而不探其本原。其有志于学者,又竟于声音训诂校雠之习,以搏击儒先为能。或藉经世为名,闻动众,取给口舌,博声誉为名高,而学术益裂。求如李申耆先生暨阳讲席,训诲后进,恪以程朱为宗者,百不一二也”。他明确主张,“天下无理外之事,欲练事,须先明理。六经传注,义蕴无穷,味之不尽。语约在此,语博亦在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