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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亥革命时期的乡村改良农业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化，其内部强调发展工业和农业，忽视了农业。而且此种弊端又在外来商品大潮的冲击与中国本土灾荒频仍的催化下,使得中国农业呈现出凋敝之势。此时,张之洞作为一名身居要职的重臣,在历经洋务实践的磨练后,以敏锐的眼光、开明的态度、务实的风格,对农工商等产业间的关系作了重新界定,并为发展近代中国新型农业做出了强劲的呐喊。对此,史学界尚乏论述,本文拟做一初步探析。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晚年又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同治进士,列一甲第三(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官至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渡时代。其身逢其会,成为“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也正是因此,使得他在近三十年的实业活动中,形成了带有个性特征的经济思想,正如后人所评说:“公一生政治,主张在开利源,以救中国之贫弱。而开利源,首在发展实业。故在鄂设施,皆本一贯之政策以进行。……主旨在夺外人之利,以塞漏卮而以裕民生。”1在此种“谋利裕民”意念的导向下,农业作为当时实业内涵中的一项,自然也在振兴之列,由此也就使得张之洞能在推动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的重要时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 以农为本,从“以商为本”到“以商立国” 众所周知,步入近代之后,随着商埠开放,洋货畅行,加上对外战争赔款的骤增,中国的经济状况日渐恶化,同时许多地区灾荒频仍,如湖北一地曾“连年水旱”,农村贫困,粮食不敷,水利设施破坏严重,土地贫瘠恶化,整个农业处于颓废之势。此种情势:一方面使生产上“岁收歉薄,谷价踊贵”,下层民众生计日蹙,社会动荡因之加剧;另一方面亦使市场“商贾萧条”、“洋货充溢”,危及“商战”之需,即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这些恶果在张之洞看来,是因近几年来人们过分注重工商业的发展,而忽略了农业,对农业重视不够,因而使中国“农事最疲,有退无进”。为了扭转这种愈发严重的农业危机,他强调了农业生产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称“中国以农立国,盖以中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夫富国足民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这样,在张之洞的视野里,农业也就成了为工业提供原料、为商业供给产品的源泉,形成了他的新形势下的“农本意识”。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张之洞又更深一步地突出了农业在挽救国运中的基础地位。他认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富民强国之道,不外乎农、工、商三件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显然,张之洞在此把农业生产放在各种产业之首席来考虑,是基于其对产业功能的近代认识为基础的。在他看来,中国要想达到“富民足国”之目的,首先必须重视农业,惟有如此,才能通过农业进步来驱使“土货出口者多”,进而改变国内“洋货充斥,漏卮日甚”的窘境。不言而喻,晚清时期,张之洞的“以农为本”观念,是其在洋务实践中有感于中国农业颓废及西方洋货畅行而带来利、权外溢之现实刺激的产物。他说:“丝、茶、棉、麻四事,皆中国农家物产之大宗也。今其利尽为他人所夺,或虽有其货而不能外行,或自有其物而坐视内灌,愚懦甚矣。”现实刺激与民族情感的契合促使他企图通过重视农业来扩大生产,以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满足工业发展对农产品和原材料的需求。故而,他所强调的“以农为本”已经迥然有异于封建时代的“农本商末”之教条,并非是推崇旧式的小农生产方式,而是在新的条件和形势下对农业基础地位的重新审视;他所重视和发展的农业,也已不仅仅是作为人们消费终极的自足性农业,而是与近代工业相联系的新型农业。 在强调“以农为本”的同时,张之洞对社会生产的体认也已走出了农业一域的拘囿,拓展到与之相关的工、商各个领域,并对它们之间的联动关系做出了新的探讨。他认为,19世纪中期后,西洋产品之所以能行销中国是因“西洋入中国之货,皆由机器捷速,工作精巧,较原来物料本质,价贵至三四倍、十余倍不等”;相反,中国对工艺和农产品“不复深求”,遂导致“外洋技巧遂驾中华而上”,最终带来中外贸易逆差大增的结局。西方国家这种“贱质弃物,一加制造,便成大利”的事实,一方面使张之洞意识到偌大中国仅靠农业一端,实难振兴国运。他言:“中国生齿繁而遗利少,若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赡,以后日困日蹙,何所底止!”因而,中国必须在重视和改良农业的基础上,对工政“尤宜专意为之”,做到“耕织与工艺并重”,并强调说“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只有这样才能对农业提供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进行深度加工,增加产品附加值,以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也使他在产业关系方面认识深化,看到一个国家若单凭商业同样是不可能富强的,因而他批驳了当时喧嚣一时的“以商立国”之论调。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