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西译与外国学者的接受.docxVIP

《孟子》西译与外国学者的接受 《孟子》的编纂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中之一是对传教士和传教士目的的经典翻译。第二种是对中国文化研究和传播的经典翻译。传教士的经典翻译带有明显的基督教倾向, 但在客观上传播了儒家思想, 激发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研究热情。西方译者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目的, 比较关注译本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但受本国文化传统和自身知识构成的制约, 经常会误译和曲解文意。华人译者尤其是国内译者以传播、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 更关注译文的准确和通俗易懂。 一、 传教士的孟子 (一) 《服刑人员》与《病料》的创作背景 《孟子》一书在西方的传播首先得益于西方传教士。传教士们来中国后发现, “中国经典著作对所有的中国人, 无论他知识渊博还是没什么文化, 仍旧具有深远的影响, 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仍占据着支配地位”(P60)。传教士们的这一发现直接推动了《孟子》一书的西译进程。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是第一位在中国本土将《孟子》译成西方语言的人。1582年, 他在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支持下来华传教。利玛窦熟知儒家经典, 经常在书信和著作中引用《孟子》。1591年, 他开始着手翻译四书。在翻译时, 他着力寻找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共同之处, 试图用基督教教义来诠释儒家思想。该书于1594年完稿, 书名为《中国四书》。当他把手稿寄回国内后, 整个思想界为之轰动。遗憾的是, 这一译本未能正式出版, 手稿也不幸散失。尽管如此, 利玛窦在推动《孟子》西传和西译上功不可没。他激发了传教士翻译中国经典的热情, 加速了中国经典外译的进程。 现存欧洲语言的《孟子》最早译本是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的拉丁文本。罗明坚于1579年到澳门传教。传教期间, 他努力学习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返回欧洲后, 他将《孟子》译成拉丁文, 但其译本没有刊行, 手稿保存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 把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并出版的是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他们的译本出版后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客观上推动了儒学的国际化进程。 1828年, 第一本英文版的《孟子》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柯大卫在马六甲出版。与以往传教士的译文相比, 柯大卫在翻译上更加客观, 因而其《孟子》译本也相对更准确。 1861年, 伦敦会传教士、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的英译四书分两卷依次在香港出版。《孟子》英译本收录在第2卷。理雅各是西方汉学研究中里程碑式的人物, 美国理海大学教授吉瑞德称赞他“开辟了一条专业化的汉学研究道路, 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献停留在业余水平上研究的历史”(P9)。他的《孟子》译本以忠实著称, 长期被奉为标准译本。理雅各《孟子》译本的显著特点是注释包罗万象, 篇幅甚至超过译文本身。 1877年, 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把《孟子》翻译成德文出版。他的《孟子》译本虽以传教为目的, 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法国传教士顾赛芬几乎翻译了所有的儒家经典。1895年, 他完成了《孟子》的翻译。他用法语和拉丁语双语同时翻译《孟子》, 力求将原文、音标以及相对应的法文和拉丁文翻译放在同一页, 以方便读者查阅。顾赛芬的译文仍以直译为主, 但准确优雅, 颇受欢迎。 同善会传教士卫礼贤于1899年来到中国, 并在此后的25年里一直在中国传教。1916年, 他把《孟子》翻译成德文。他的译本用词优美, 注释比较完备。 (二) 基督教义与人性善 西方传教士的《孟子》翻译具有明显的宗教倾向。理雅各翻译的《孟子》尽管以忠实著称, 代表了传教士们《孟子》外译本的最高水平, 被誉为翻译典范, 但他的译文也无法避免宗教思想的影响。如他把“孝”翻译为“filial piety”, 把“天”翻译成“Heaven”。在英语世界, “piety”指虔诚的状态或性质, 尤指宗教中人对上帝的爱和尊敬, 有明显的基督教味道。在《孟子》一书中, “天”有三种含义, 即自然之天、义理之天、命运之天。理雅各无视《孟子》中“天”的丰富内涵, 认为“在儒家经典和中国人的语言里, ‘天’在比喻意义上被使用, 正如西方人所谓的‘崇高的、至高的存在’, 特指‘上帝的旨意或统治’”(P67)。理雅各从这一理解出发, 将“天”和基督教的上帝联系起来, 翻译为“Heaven”。此外, 他还把“道”、“命”、“圣人”分别译为“the way”、“Fate”、“Saint”。通过对中国特有文化词语的神学化翻译, 理雅各把灵魂、天国、圣徒等基督—耶稣意象强加给了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如此, 他还习惯用基督教教义来诠释孟子思想。例如《孟子·公孙丑上》:“《诗》云:‘永言配命, 自求多褔。’”理雅各的译文是:Be always studious to be in harmony with the ordinances of God, So you w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