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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空间研究 一 社区自治和居民自治的关系 中国城市地方行政一体化为城市社区自治创造了先决条件。政府逐步退出被忽视的社区自治空间，使社区成为一个第一行政单位，形成了多个城市自治机构，形成了“两级政府、四级管理”的多重城市地方行政结构。然而社区并非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有效的初级治理单元, 从便于行政操作和节约管理成本角度出发划分的社区, 一般规模较大、人口较多, 居民搭便车的心理和收益难于完全内部化制约了社区有效的自治;范围相对较小的居民小组、院落、门栋等有形的社区社会空间和各种志愿文体娱乐组织等无形的社区社会空间更容易使居民形成集体行动, 提高治理绩效。一个城市市民社会可能达到的自治程度要远远超过任何单一地方政府单位, 但要实现善治, 必须选择适当的治理单元, 中国城市社区内部治理单元应该多层次和多元化, 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与创生。 中国城市地方政府不仅需要逐步退出曾被挤压了的社区自治空间, 实现社区自治;地方政府和社区公共管理组织 (主要是社区居委会) 还需要逐步退出曾被挤压了的民间自治空间, 培育民间自治组织和公民参与意识, 实现居民自治。治理可以指诸多方式中任何一种独立活动的协调方式, 没有一个单一的社会成员 (无论是共有的还是私有的) 具有足够的知识、资源容量或者权威去单方面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 社区治理是否有效最终取决于居民是否参与和自治, 而居民在多大程度和多大空间上参与和自治则最终取决于居民集体行动的可能程度。 集体行动的困境阐明了较大集团不能增进成员自身的利益。第一, 集团越大, 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 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 这样即使集团能够获得一定量的集体物品, 其数量也是远远低于最优水平的;第二, 集团成员的人数越多, 每个成员都怀着搭便车的动机, 都希望出头露面, 冒险的事情和有成本的事情让别人去做, 自己则跟着分享利益;第三, 集团成员的数量越大, 组织成本、协商成本、信息成本等就越高, 这样在获得任何集体物品前需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大。 消费者选择理论的一个关键假设是, 消费者有能力根据不同物品组合提供效用的能力对它们加以比较。小集团中的消费者不用靠强制或任何集体物品以外的正面的诱因就会给自己提供集体物品。小集团中的每个成员或至少其中的一个成员, 会发现他从集体物品获得的个人收益超过了提供一定量集体物品的总成本;有些成员即使必须承担提供集体物品的所有成本, 他们得到的好处也要比不提供集体物品时来得多。一方面, 在一个较小的集团中, 由于成员数目很小, 每个成员都可以得到总收益的相当大的一部分, 集体物品就常常可以通过集团成员自发、自利的行为提供。另一方面, 小集团的受益空间较小, 集体物品与每个成员的利益关联度较高, 可以使所有的成本和收益内部化, 使每个成员都有明显的收益感觉, 容易产生集体行动提供公共物品。 社区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自治共同体, 在社区治理层面上应归属于较大的集团。中国城市社区类型、规模和禀赋的差异性决定了社区治理模式的多样性, 但在转型期“社区行政化”的倾向没有完全蜕变、各种专业服务组织没有完全发育的情况下, 较大的社区社会空间成了各种社区治理模式的障碍, 社区层面的自治和治理难题还没有完全破解;而在治理单元相对较小的居民小组、院落、门栋、各种志愿文体娱乐组织等小集团反而凸显了自治的绩效, 中国城市社区自治面临着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和创生。 二 武汉城市社区治理单元及社区运行过程 为更好地验证以上阐述的相关理论假设, 本文以武汉市江汉区城市治理和社区建设中比较成功的“院落自治”和“门栋自治”为例, 通过分析武汉市城市社区内部治理单元多层次和多元化的过程进行验证。 1. “自治空间”：社区治理单位的“二元化”和社区自治的延伸 (1) 社区自治中的居民自治 武汉市江汉区满春街肖家社区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 辖有居民1089户、2788人, 是典型的老城区。肖家院是肖家社区的一个居民小组, 院落辖54户居民, 约300人;其中外来人口10多户, 30多人。从房屋产权来看, 大多属于私房, 夹杂着部分公房和十几户租房;从住房结构来看, 都是1层-4层旧居住房, 构造比较复杂, 总体居住条件差。从居民的户籍来看, 65.91%的居民户口在本社区。肖家院地理上呈四合院形状, 中间有110平方米的空间, 武汉人称之为“天井”。院落前后各开一个小门, 前门临街, 沿街有很多店面;后门朝里, 有一条小道通往社区其他居民小组。 复杂的院落情况依靠政府和事务繁重的社区居委会 (由6人组成) 来管理是不可能形成善治的。在范围相对较大和人数相对较多的社区层面, 居委会很难发动居民参加集体活动、民主活动和提供集体物品。肖家院在实行自治之前, 治安环境差、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