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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的正义论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启示 约翰罗格斯的正义理论（1973年）为西方政治哲学建立了一个基础平台。它的理论也可以称为新儒学的福祉理论。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哈耶克、伯林, 或者是罗尔斯, 他们都是在与中国不同的环境中写作。虽然自由主义追求的形式平等和社会主义坚持的实质平等并不能等同, 但是我们面对城乡二元结构、三农问题、贫富差距等尖锐社会问题, 从社会主义的效率与公平、绝对平等与相对平等等方面进行思考, 深切感到了罗尔斯正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社会福利的相关性。 一、 从“自由”到“正义” 在罗尔斯之前, 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的主导是功利主义, 其核心是: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如果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最大幸福, 它的组织就是正确的和正义的。功利主义最大的缺陷是它无法解决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 常常是社会福利总和增加了, 成果和成本的分配却是不公平的。针对此缺陷, 罗尔斯要发展一种可以和功利主义抗衡并能够替代功利主义的一种道德哲学, 它不仅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而且在制度上具有可操作性。 罗尔斯认为, 正义的社会结构可以为每个人提供最大限度的公平并最大限度地激发并合理分配社会资源, 应按两条正义原则运行:一是平等自由的原则, 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二是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公平平等原则认为人首先处于原始状态, 是有理性的, 在社会生活中倾向于选择公平、正义原则进行交往;差异原则提出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有差异, 不可能完全平等, 正义的社会政治安排应是构筑一个最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制度。罗尔斯是从分配角度去考虑的, 在“原始状态”, 人在“无知之幕”后会选择一种分配方式——如果不能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因为人们实际上是不平等的) , 至少符合“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两个正义原则暗示着社会基本结构的两大部分: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 (经济) 利益。可以认为, 罗尔斯试图站在最少受惠者的立场, 以一种原则的平等来取代事实的不平等, 而诺齐克认为这一原则隐含了对处境较优者自由的部分侵犯。 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由, 而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罗尔斯理论的核心则是正义。在《正义论》中, 罗尔斯突出“平等”, 这标志着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发生了从“自由”到“正义”的重大转变。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义总是表示着某种平等”。因而, 《正义论》从自由到正义的转变实际上是从自由向平等的转变。 二、 社会主义相对平等是现代社会规制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世人所瞩目, 但与此同时, 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国家也遇到了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问题。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 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东部与中西部, 各省市区间) 、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超过国际预警线。 社会主义坚持的价值原则是实质平等, 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效率和公平二者中更偏好公平, 倾向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 消除了人类社会最大的不公——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 已为进一步消除人类社会的诸种不公奠定了基础。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建立初期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这种平均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公平本身并制度化则是十分有害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公平观把公平看成是一种直接的、绝对的平等, 片面强调社会产品占有上的绝对平均, 结果在牺牲效率的同时, 反过来损害了公平自身。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公平观遭遇现实的困境之时, 现代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理性选择必然趋向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相适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要打破平均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福利制度, 便遇到低下的经济效率和不断增大的财政缺口的制约。而要提高经济效率, 就需要体现出收入差别来, 但又受到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的遏制。市场经济中个人收入差距不可避免, 但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 更讲求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实施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政策。因而,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公平的基本内涵只能确定为间接的相对的平等。在理解社会主义的相对平等时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相对平等承认在分配前后都有差别, 而且这种差别是以贡献的大小不同为依据的 (这表现在收入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 。收入分配制度的设计和收入政策的调节可降低差别的程度, 但不能消除差别。二是相对平等是动态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将平等水平过分拉高, 而且相对平等的实现以尽可能不牺牲或少牺牲效率为前提。 以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制度而不是平均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相对平等, 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是中国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