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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论权力话语与后殖民主义 福科的权力语言理论充满了挑战。在他看来，语言是实践，不仅仅是思想和静止的结构。起实践作用的话语关系体系就是在经济、社会机制、过程、行为方式、规范体系、技巧、分类类型和特征化方式之间确立起来的,它并不出现在对象中,却限定对象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差异。因此他的主要理论可以概括地表现为“知识型”、“人之死”、“话语权力”、“谱系学”等重要事件。他的突出贡献在于始终坚持权力与话语的诉求方式与机制的融合,进而围绕权力和知识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权力与真理、权力与知识分子、权力与政治、权力与性、权力与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的当代分析,因此被称为权力思想家而闻名世界。在他的一生中,不遗余力的置身于为被排除边缘的他者说话,努力去发现被知识、权力压抑的异端和边缘化的东西,竭力让这些异端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共鸣。米歇尔·福柯的这种思想被后殖民主义者,第三世界的人们所利用,于是上世纪70~80年代产生了风靡全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也造就了大批重量级思想家,如赛义德,斯皮尔瓦克等等。 一、福柯对权力话语的解读 米歇尔·福柯认为的权力,不是狭义的“政权”,而是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它是一种网络,可以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权力的策略产生了知识,权力与知识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努力划定一条不可超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割开来。话语是知识的载体和工具,在福柯看来,权力和知识携手共进。这个共生体的表象是知识,但其实质是权力。所谓说话,归根到底就是说话的权力,谁在说话,代表谁说话。话语是一种压迫和排斥的权力形式,它代表的一方即意味着他必定有对立的一方,而对立的一方必定受到压制和限定。“所有的知识都是权力意志的体现,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敢讲出实在的真理和客观的知识。”(98)正如他在《疯癫与文明》中所阐释的,话语被谁掌握,谁就有了说话的权利。疯子之所以被理性驱逐在外,也是因为疯癫权利的不在场和失声。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为疯癫说话,就是为了使被权力统治排除在外的,处于边缘的东西说话,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米歇尔·福柯眼里话语是权力争夺的对象,是一个特殊的对象。如果权力争夺不到话语,它就不叫权力。因此权力也是福柯研究的核心问题,于是围绕权力,福科研究了性,知识,文明,监狱等等问题。权力是一种网络,它无时不在,已经侵入在日常人们的行为与语言中。 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福柯又表现出对后殖民主义问题的极大关注。他的这些理论著作也就成为当代后殖民主义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福柯在这方面的重要论域有:权力的压迫、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央监视点及其权力空间化的问题、权力的凝视和被看等,这些都成为了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文化分析的重要思想依据。 同时福柯借用了一个著名的比喻:圆形监狱的“中央监视点”作为权力实施的核心,指明了一个系统原则,即解决了监禁问题的权力监视方面的技术。(21)当这种中心权力话语通过一种凝视的方式去监视每个个体的时候,就可以贯彻到个体的身体、姿态与日常行为之中。在这种权力技术的监视下,每个人都成了被监视的对象,同时又成了监视者。现代权力形式主要由“看”与“被看”构成,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凝视与被凝视的命运。凝视成了一种权力象征。 二、后殖民主义对文本理论的揭示 毫无疑问,米歇尔·福柯对后殖民主义的理解可以从两方面阐释:一方面,从现实状况的描述上来看,它可指在殖民逻辑指导下的文化霸权;另一方面,从理论方面来看,它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实施文化控制的这种不平等关系的揭示、批判和反思。它广泛涉及到历史、文化、政治、种族、性别等多个方面,是当今理论多元化、综合化的体现。 因此,后殖民主义者在福柯的话语权力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殖民文本。他们研究发现文本是话语权力的直接体现,文本的叙事方法和角度隐含着来自权利中心的暗示,文本体现着一种文化侵略和扭曲处于边缘地位的他者形象。他们认为文本就是一种霸权,透过文本的表面文字可以揭示出潜在的殖民霸权,揭露出西方对非西方的文化侵略和科技侵略,因此后殖民主义者通常是从文本的角度来解构西方对落后国家权力控制着手的。它深入到文本内部,解析人物之间的不对等的关系,挖掘出隐含着文化霸权和种族优越感,消解西方对东方的贬低和诋毁,企图制造一种“看”东方或使东方“被看”的话语权力操作者。 那么,在后殖民主义者赛义德等看来,文本不是一个简单平面的载体,每一个文本都有其“语境”,它规范着不同的解释者和他的解释活动。“表面上看,文字只是写作的文字,好像看不到社会政治控制,其实,它与欲望和权力有着很深的联系。词语绝不仅仅是把冲突和统治体系词语化,而且是人与人之间斗一争冲突的对象。”(51)作者表面的文字其实隐藏着深层的文化意识,这种意识与权力欲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殖民者要挖掘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