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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光祈《中西乐制之研究》的思考 著名音乐学者王光祈的《中西音乐体系的研究》是一本关于比较东西方音乐体系研究的专业书籍。这本书完成于1924年12月16日。之前于1925年10月在德国出版。1926年1月，上海音乐社在中国印刷。1958年，音乐出版社根据《中国出版社》的版本重印。《中西乐制之研究》是在广泛“考诸正史、旁采专著”的情形下写成的,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部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来研究乐律学的著作,对后来国内乐律学的研究起到了旷持久远的影响。正如1936年3月黄自先生在王光祈追悼会上所言:在王光祈的诸多著作中,最具创见卓识的当数《中西乐制之研究》与《中国音乐史》。《中西乐制之研究》中的自序,是王光祈先生对于写作动机的袒露,其中既有对古老中国礼乐传统的赞誉,也有对现实中国音乐不发达状况的叹息。 每一个有志于音乐学术中律学研究的人,都免不了要拜读王光祈的《中西乐制之研究》,而其中的自序就成为了先睹的对象。笔者亦是如此,曾多次研读这篇自序,每每都有新的体悟,可以说是常读常新了。值此次“王光祈学术研讨会”之际,又重新拾起以往的思绪,再度学习书中的自序,并借机将自己的感受见诸文字如次。 一、 中国古代的度量衡规范 王光祈在自序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们中国古代的法度文物,以及精神思想,几乎无一不是建筑于音乐(按:指乐律)基础之上。”他接着根据《前汉书·律历志》的记述,说明我国古代的标准度量衡,都来源于黄钟之律。因为“在我们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一日须臾离的,要算是度量衡等物了。”而“黄帝令伶伦作律”的传说,正好解决了度量衡的标准问题:中国古代先是有“标准音”,然后才依次来规定长度、体积和重量标准的。尽管这样的说法充满着传奇的色彩,但这种传说还是蕴含着一定的哲学意味的,同时也表明中国古代有过的文化高度。 王光祈接着说:“我们古人以‘量音器’(即黄钟律管)规定一切度量衡,是很费了许多心血才想出来的,因为无论任何物质,总不免消长变更。”在这里,王光祈认为,由于物质的东西容易“消长变更”,所以就得用一个不变的东西作为度量衡的标准,这个“不变的东西”的首选就是“声音”。笔者对此的感想是:一个人出生伊始,往往是用耳朵来感受世界的,说明声音刺激应该是具有“最自然”的特性的,这样,混沌初开的民族从声音出发来规定度量衡,也是人类的“天性”使然。 他又说:古人“宁肯以‘标准音’为一切度量衡之标准,而不以一种物质为永远标准,这真正含有极深的意义。”那么,这里的“极深的意义”又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他应该是在说明“声音”中具有不容易“消长变更”特性的一种东西。 对此,书中又说:“近代西洋亦知物质时有变化,乃用‘光波’以定度,而我们中国在数千年前,便知道用‘音波’以定度,这真可谓生面别开了。”因为“光波”与“音波”都同样有着不容易“消长变更”的特性。试想:在三棱镜的透视下,“光波”总是能够分离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带来,“音波”同样也可以通过滤波器来实现各个分音的分离,而分音之间的关系总是一定的。王光祈称之为“生面别开”,真可谓是实至名归了。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二十六史,其中大多有《律历志》,也就是说明“律”不仅是度量衡之本,也与历法有着密切联系。直到后来与鬼神方术之类的阴阳八卦穿凿附会,形成了所谓中国古代“以律为本”的世界观。后人对于这种世界观的来源与理解,虽各自有所不同,但在其思想源头的把握方面,却大致达成了共识。 二、 音乐与“律”“调” 成长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王光祈,是我国近现代第一批遭遇“传统”与“现代”矛盾的学者之一,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具有所谓“现代”意义的新文化,有着不可回避的思考和旗帜鲜明的价值取向。而关于这一点,在《中西乐制之研究·自序》已经充分地表露出来了。 他在自序的第一段,便说:“音乐的价值,在现代堕落的中国人看来,似乎已经等于零了,没有一顾的资格。但是我们细察中国历史又觉得世界上重视音乐的民族,却又当首推中国,可惜不是‘现在的中国’,乃是‘已往的中国’。”这就表明了他对于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但也有人据此认为,王光祈对于古代的礼乐文化是“怀着深深的眷念”的,表明“他的文化观已经由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时的激进型,转向了稳健式的‘新儒学’。” 实际上,王光祈这一批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决不是一味否定传统文化之辈。王光祈进而论述:“我们中国人数千年来,皆生活于孔子学说之下,而孔子学说又以音乐为其基础。……孔子既知音乐如此重要,乃将其全部学说建筑于礼乐之上,以造成中华民族之‘民族性’。”他认为中国音乐的民族性是建立在“协和”、“节制”和“美感”的基础之上的,充分地肯定了音乐所具有的强大的道德教化作用。事实上,这种乐教思想在现今的中国,还是有着其积极意义的。 他还通过论述我国古代十二律、汉京房六十律、南北朝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