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忠奸之辩一辩的商榷.docxVIP

对忠奸之辩一辩的商榷 叶文贤教授在2004年的《探索与辩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忠诚和背叛的斗争》的文章（以下简称“争论”），它打开了岳飞研究的新视角，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丰富了思路，显然有助于活跃的科学研究。但文章否定岳飞是民族英雄的主要观点本人不敢苟同,因此写下一些商榷文字,权当活跃学术气氛。 对民族概念的模糊 “辩”文在总结中认为“岳飞的身上同时具有忠君和爱国的两重性,把忠君的岳飞当作爱国主义的典型,这是不可取的;把爱国的岳飞当作爱国主义的典型,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他所爱的是皇帝的帝国。我们从岳飞身上能够得到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利益坚决抵抗外族的侵略。然而我们必须同时指出的是,女真族也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民族,尽管在当时宋朝与金邦是两个独立的政权,但是金邦并不是外国。” 这段总结性的表述在文字上站不住脚。如那句结论式的表述中十分关键的“民族”两字不知是指“中华民族”,还是指“汉族”。从文字的逻辑关系来看应该是指“汉族”,否则无法对应句末的“外族”,但说岳飞保卫的仅仅是汉族的利益无疑是说不通的。从文章想要表达的思想来看,显然是指“中华民族”,因为文章随即笔锋一转,强调岳飞是在打内战而不是反侵略,称不上民族英雄,因此“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价值。但这样一来,文章总结的内容就变成了“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坚决抵抗外族的侵略”,这显然是更说不通的。像这类对民族概念的模糊,“辩”文在关键之处多次出现。如“宋高宗虽然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民族危亡之时他是全国军民抗击外族的一面旗帜。”此外“辩”文对国家的概念也十分模糊。既说“宋高宗是全国军民抗击外族的一面旗帜”,又说秦侩与金邦有密约,是里通外国,随后却又特意强调“金邦并不是外国”。应该说,“辩”文想要表达的意思,读者仔细思索之下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其表述的逻辑与内涵显然是较为混乱的。如果连民族和国家的概念也无法清晰地界定,爱国主义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客观地说,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只要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无法避免。 这段总结在主要观点上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辩”文肯定了宋高宗赵构是全国军民抗击外族的一面旗帜,他代表的当然不再仅仅是宋家帝国,也代表宋朝的全体军民。那么积极抗金的岳飞当然与民族的大义是完全一致的,当然是代表了广大百姓的利益,当然是爱国主义的典型,凭什么轻易断言他爱的是皇帝的帝国。如果硬要把岳飞说成爱的是皇帝的帝国,那么“辩”文的总结就应该把岳飞的抗金改成“就是为了维护宋高宗的利益坚决抵抗外族的侵略”,这才合乎逻辑。“辩”文这类的自相矛盾还有多处,如文章一方面认为,如果皇帝抗击外侮,“那么他实际上是代表着国民的利益在实施对社会的管理,此时的皇帝可以被看作是国家的法人代表,这时候忠君与爱国就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却认为“岳飞的身上同时具有忠君和爱国的两重性”,都是不可取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是因为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还是不必要地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结果。 这段总结也继承了传统的观点,没有仔细研究岳飞究竟忠于什么就认定岳飞是“忠君”的。在这一问题上,“辩”文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也值得进一步商榷。因为“辩”文多次强调“爱国的岳飞因为和皇帝不一致而遭到了杀身之祸”。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如果为臣者在关键的政治问题上竟然始终不与皇帝保持一致,又何“忠君”之有?此外,岳飞的被杀难道仅仅是与皇帝不保持一致?或者说赵构杀岳飞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岳飞持不同政见?在这一问题上,“辩”文不仅脱离了历史事实,还在不经意中肯定和强化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强加给岳飞的“忠君”形象和旗帜。 “辩”文用大量的文字把岳飞的“忠君”搞得非常复杂,却并没有说清这一问题。人们难以理解岳飞的“忠君”,又没有想过要去仔细鉴别“忠君”的结论是否正确,结果只能陷入复杂和混乱的境地,甚至还发明了“愚忠”这一更难确定其内涵的词汇来自圆其说或者蒙混过关。其实,要判明这一难题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坚持唯物史观,看岳飞与赵构矛盾的实质究竟是一般的政策分歧还是直接的生死较量,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岳飞追求的政治目标究竟是为了拥赵还是倒赵。这是判断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身为朝廷高官又重兵在握的岳飞到底是否“忠君”最主要最关键,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于是结论就变得非常简单,如果岳飞是为了“拥赵”,那就是忠君的;反之,就是逆君的。如果一定要把“逆君”说成“忠君”,理论就不得不复杂,不得不混乱。因为在事实上,岳飞忠心耿耿的“忠”并非是“忠君”,而是“忠义”,忠于民族大义。 为了能够更清晰地表明我的观点,有必要对岳飞之死作一仔细的探讨和分析。 私家车的主观主义是作为抗命后进 秦桧杀岳飞其实是在执行南宋小皇帝赵构的命令,这一答案已经没有异议。问题是赵构为什么要杀岳飞? 岳飞是南宋小朝廷的保卫者,理应是赵构的爱将,赵构要杀岳飞,粗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