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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汉双语者词汇加工模式的语义启动效应 1 实验范式与程序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许多少数民族不仅使用自己的语言，还使用具有优势的汉语。虽然学术界对什么叫“双语”有过很多定义,现在通常接受的定义是“双语是指经常性地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双语者指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使用并实际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人”。这个定义强调了使用的经常性和日常交流的能力。 双语者在大脑中如何表征所掌握语言的形式和语义信息是多年来认知心理学家一直关心的问题,而双语加工的神经基础在最近几年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显而易见,由于语言语音和书写系统的特性,不同的语言可能有不同的形式表征。但不同语言的语义在双语者头脑中是共同存储于一个语义系统,还是分别存储于不同的语义系统?这是研究者过去关注最多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了两种理论取向。一种观点认为,两种语言的形式与同一个语义表征系统相联结,语义信息共同存储于一个系统之中;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两种语言的形式分别与各自独立的语义表征系统相联结,语义信息分别存储。对实验数据的元分析表明,双语者的语义、概念系统几乎肯定是一个统一的系统,支持语义分别存储的证据没有一个能够成立。因此我们认为,讨论双语者是否有统一的语义系统已经不再具有科学研究的意义。 研究双语者语义加工的一个典型范式是语义启动和直接翻译启动。在这个范式中,研究者把语言内的语义启动(如“医生-护士”)或重复启动(如“医生-医生”)效应与语言间的语义启动(如“医生- nurse”)或翻译启动(如“医生- doctor”)效应作对比。许多研究表明,语言间确实存在着语义启动效应[8,9,10,11,12,13,14]或翻译启动效应。典型的发现是,双语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的启动效应:语言内的语义启动效应要大于语言间的效应;第一语言(母语)对第二语言的语义启动要大于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启动效应。在其它实验范式中也发现了这种不对称性。例如,双语使用者将第二语言翻译为第一语言的速度要快于将第一语言翻译为第二语言的速度。这是由于,将第一语言翻译为第二语言需要概念的通达,而反之可以直接在词汇表征水平上完成。(注意,双语文献中所谓的“词汇表征”一般仅是指词的形式表征,即语音与字形表征)。 Kroll提出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具有统一语义表征的双语非对称模型。该模型认为,第一语言的词汇表征直接与深层概念表征相连,而第二语言的词汇表征与第一语言词汇表征有很强的联结,但与语义系统联结较弱。第二语言的词汇表征很容易激活第一语言的词汇表征,而反向的激活传输则较为困难。因此,不熟练的双语使用者在加工第一语言词汇时,从形式直接激活语义,而在加工第二语言词汇时,则用第二语言的形式表征激活第一语言的形式表征,再激活语义。加工第一语言的速度总是快于加工第二语言的速度,因而第一语言总是主导语言。随着第二语言运用的逐渐熟练,从第二语言形式表征到意义表征的直接通路会逐渐增强,第一语言的参与将逐渐减少。据此推论,语言经验可以影响双语者加工语言的效率,但不能改变双语者的主导语言,“主导语言(dominant language)”是“第一语言(first language)”的同义词。 Alterriba 和Heredia 对这个不对称模式有关主导语言的观点提出了疑问。她们认为,第二语言的使用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其词汇信息在加工时有可能变得比第一语言更加容易提取,双语者从而开始依赖第二语言。换句话说,第二语言变成了主导语言,而第一语言则降于从属地位。虽然这种看法符合一些人的直觉(如对海外留学生的观察),但并未得到广泛接受,也很少有相关实验证据。 本研究两个实验分别考察维吾尔语-汉语(实验一)和朝鲜语-汉语(实验二)大学生双语者的语言内及语言间的语义启动效应。由于这两组被试使用第二语言(即汉语)的经验在程度上有较大差异,我们希望通过考察两组被试的语义启动效应模式的异同,来探讨语言经验对双语加工的影响。研究的逻辑是,如果认知加工层次上的“主导语言”不等于“第一语言”, 那么使用第二语言的经验会影响语言内及语言间语义启动效应模式;如果语言经验不能改变双语之间的主导性,则两个实验应得到类似的效应模式。应该认识到的是,这里所说的“语言经验”主要是指一个双语者日常使用某种语言的程度,它不完全等同于对某种语言的“熟悉程度”。对自己的母语可以非常熟悉,但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不予使用。而我们所说的“主导语言”,是指相对于另一种语言而言,在认知加工速率及相关效应中占有优势的语言。 在描述实验设计之前,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维吾尔语和朝鲜语的一些基本性质。维吾尔语在语言学上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突厥语系,构词方法主要是由词干(可以是自由词干)加词缀(主要是后缀)。因此,维吾尔语的词汇主要由多词素词构成,多词素词的语义与词干有明确的关系,即语义透明度很高。维吾尔语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