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实施效果评估.docxVIP

农村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通过研究农村饥饿政策的实施效果，必须以政策目标的实际影响为评估基础。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是计生利益导向政策最主要的目标群体和直接受益者。本文拟通过对陕西部分农村社区计生家庭的访问和调研,报告他们在计生利益导向政策实践中的感受、评价和需求,在反映政策经济和社会效果的同时,提出一些初步思考。 一、 生计利益导向政策的质性研究。在进行 以往对计生政策的研究,大多关注政策带来的宏观效果,并多以被不断“复制”的报告或大量的数据分析为依据。一些研究甚至形成了研究中的“支配性”,在追求发现普遍规律的同时,呈现出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他者”图像。这样的研究忽视了计生政策目标主体——农民的反应,似难以全面深切地理解和把握农民对计生利益导向政策的感受、认知和评价。鉴于此,笔者试图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考察并呈现农民在计生利益导向政策实践中的心声,以对政策的推行和完善提供参考或依据。 陕西省2002年制定了新的《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省条例》),以此为标志,开始了计生利益导向政策的全面推行。其政策可主要分为三类:奖励型、帮扶型和保障型。在《省条例》之下,各地县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有区别地制定了区域性政策。其中,陕北地区的榆林、延安一些县因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实施利益导向政策的力度较大。相对而言,关中、陕南山区的一些县则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政策力度明显降低。正是地区间、县域间,甚至是乡、村间的异质性,使得这项政策研究具有了挑战性。 为完成本研究,笔者先后对陕西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延安、安康等地多个县、乡(镇)、村的计生家庭进行了走访调研,获取了丰富的实证资料。本研究正是在综合对以上地区县、乡、村农民的个案访问、焦点小组座谈和问卷中开放性问题访问结果的基础上,经初步分析完成的。 二、 生计利益导向政策是解决基层复合社区生育困难的关键 陕西岐山县城北村凤东组一对夫妇有一个女儿,一直想再生一个男孩。自从岐山举行首批奖励扶助金发放仪式、在得知县上对放弃二胎生育家庭一次性奖励2000元,且在年满60岁后每人每月还可以领50元的奖励扶助金后,他们改变了主意。在访谈中这位男村民说:“像我们农村人主要是要考虑以后,60岁以后有优惠政策,一个月两个人有100元,一年要领1000多块钱呢!等我们年龄大了,政策可能还要更优惠,这可给我解决了后顾之忧。” 分析:在农村,传统“养儿防老”生育观和养老现状及需求对于只生育一个女孩的家庭来说尤为敏感和有压力。所以,他们将“年龄大了以后”作为“主要考虑”的一件大事,经济不太富裕的此类家庭更是如此。可见,“独生女现象”其实并非仅是观念文化问题,还是现实经济问题。另外,从这一案例中也可以解读出,在父母的话语中,女孩成为一种获取经济利益的资源。这种逻辑关系的建立,也对计生利益导向政策提出了某些挑战:女孩的主体地位在政策中是否得到了体现?是否依旧是一种被动的社会角色?社会性别敏感的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访谈案例2:“不比有男娃差” 岐山县雍川镇何家村某村民从部队复员回乡结婚后刚好赶上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他响应号召只生了一个女孩。当时村里人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对此他说:“(当时)好像是有点受歧视,(被人)看不起,你没有儿子,走人跟前就低人一等。”随着计生奖扶政策的实施,他对当初的决定很是满意。“到60岁以后,每月有50元的养老补助金,感到非常高兴。另外一个就是自己想了一下,现在男娃有好多还不管他爸他娘。自己有养老补助金,女娃么,感觉到不比你有男娃的差。” 分析:农村人要走出“生儿”社区生育文化仍是困难重重,所面对的压力,可能主要不是来自自身,而是来自社区的舆论。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让这些计生户觉得,通过政策获得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帮助,同时还有精神上的安慰,于是“低人一等”的心态变成了“自豪感”,强化了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不比男娃差的观念。同时这里也涉及一个有待研究的社区评价问题:社区的经济评价是否能完全替代文化评价?经济因素可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生育观念的改变? 访谈案例3:“先挣票子,后生孩子” 村民杨某和侯某刚结婚时,双方仅有的财产是三间土房、一张床、一床被子、几套衣服。家庭生活十分贫困。于是,他们决定“先挣票子后生孩子”。2004年底算了一笔账,他们家全年除承包地粮食的收入外,经营果园并兼营一些小手工活共计收入2万多元,先后盖起了6间平房,添置了新家具、彩电、VCD,还装上了程控电话。2年后他们添了一个儿子,并响应国家计划生育的号召,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同时也享受到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的各种奖励和优待。 分析:上述资料将经济发展、脱贫致富与计划生育有机结合,是典型的计生利益导向成果的反映。“先挣票子,后生孩子”的成功说明了计划生育和晚育的成效,响应国家号召“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