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氏《决策过程》三题.docxVIP

林氏《决策过程》三题 可以说，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政治决策。近代19世纪以来的问题可能是科学的名称。早期随着西方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和完善, 企业乃至任何组织均开始面临愈来愈多的“决策”, 此时斯密在自己的理论中逐步形成决策科学的初步思想, 即“理性决策模式”, 认为决策应当并且可以收集全部相关信息, 决策者亦可以从众多信息和目标中辨别出价值内容, 从而做出最为理性化的决策。客观来讲, “理性决策”的初衷是很好的, 旨在决策优化和资源利用最大化, 也正是这点充满诱惑的设想使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 直至在此后的20世纪中期, 随着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大规模应用, 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收集信息的手段也日益丰富化和多样化, 当然可供决策参考的信息也逐渐呈现爆炸式增长。根据理性决策理论, 做出决策之前应该收集到所有相关信息并予以分析和甄别, 借此使决策者做出最为科学化的决策, 所以信息量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分析成本的急剧上升, 同时也对决策者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将使新的条件下的决策面临巨大挑战, 因为“进入决策的分析输入是很大的, 但对此可能会有的一种反应却令人沮丧”1。因此新的困境的出现使决策者不得不重新思考所谓的“最优”理性决策是否存在?即使存在的话, 决策者有没有能力或值不值得来找到?而在此时, 先后有两大模式首先提出了对理性“最优”决策的质疑:其一是赫伯特·西蒙“有限理性”的决策模式, 认为:囿于决策成本和决策能力的限制, 决策者很难实现完全科学的“最优决策”, 从而主张决策应以决策所涉及的各方接受和“满意”为目标, 将决策过程具体划分为情报阶段、方案拟制阶段、抉择阶段和控制反馈四个阶段, 注重了决策的纵向分析, 基于以上认识甚至认为“行政理论, 是关于意向理性和有限理性的一种独特理论——是关于那些因缺乏寻求最优的才智而转向满意的人类行为”2。 第一, 此时与西蒙模式齐名的即为本书所讲林德布洛姆《决策过程》所提之“渐进决策理论”。林氏基于同样的理性模式所存在的成本过高和决策能力有限的现实, 提出新的“渐进决策”模式, 林氏认为, 决策过程只是决策者基于过去的经验对现行政策的稍加修改而已,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看上去似乎缓慢, 但积小为大, 其实际速要大于一次大的变革。“按部就班, 修修补补的渐进主义者或安于现状者, 或许看来不像个英雄人物, 但却是个正在同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他来说是硕大无朋的宇宙进行勇敢的角逐的足智多谋的问题解决者”3。政策上的大起大落是不可取的, 往往欲速则不达, 并且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在西方文化中, 相对而言反对革命主张和平演进的文化是占主体的, 而决策的激变又很可能引起甚至是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因此林氏的主张是有其背景文化作支撑的。从技术上讲, 决策尤其是高层决策是高成本并且是影响广泛的事务, 一旦决策作出会对社会既有利益格局和偏爱结构产生巨大影响, 并促其重新整合, 并且沉淀下来。即使后来决策失误, 那也面临一个艰难抉择, 因为已有的决策投入已形成巨大沉淀成本, 而决策者又不愿背负浪费资源之名, 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节约社会资源和防止不同利益群体的激烈争夺, 而采取对社会政策的局部变化, 以缓慢渐进的方式逐步将政策转入正轨。 客观来讲, 渐进决策作为一种思想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其借鉴价值的。渐进决策将决策本身从历史和现实角度看作一个连续的相互衔接的整体式过程, 无论是什么样的决策都必须考虑到以往决策, 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思想。通过对以往决策的不断修正改革并最终形成新的政策。但实际上也正是渐进决策的这种适用性体现了它的不足, “渐进”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明显的保守色彩, 进一步讲有反对迅速进步的成分。如果现行政策整体较好或有进一步改进余地的话, “渐进”是适用的。但如果执政者顽固保守, 政策反动而乏善可陈的时候, 所谓的“渐进”只能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桎梏。一辆陈旧的四轮马车很难渐进变革为一辆汽车或一架飞机。历史证明, 在历史发展的诸多场合, 确实需要革命或者至少是对以往政策的彻底改弦更张, 毕竟“从政治和行政决策的角度来讲, 引起动荡的变革有时正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4。但在这里需要阐明的是引起质变的并不必然是革命, 彻底变革政策的改革也同样可以起到质变效果。例如商鞅变法, 而暴力革命之后如不能对政策进行彻底变革, 那也难以实现质变, 相反社会在付出巨大资源代价之后所换来的仍然是陈旧制度, 例如古代中国历次农民起义。总之, 林德布洛姆囿于区域文化的局限所提出的“渐进决策”是有明显的适用条件的, 即只能在相对和平、稳定和现行政策仍有改革余地的情况下, 而不可能像林氏所宣称的具有普遍价值, 所以在我们研究林氏“渐进决策”之时应同时想到其不可避免和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