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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法律一直伴随着儒家文化的渗透和体现。儒家法律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汉代是这一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在经历了有秦一代以“法”治国, 以及汉初“休养生息”之后, 儒家思想以其特有的伦理观以及为统治者所需要等因素, 经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真正确立了正统地位。 一、 汉代的法律制度和“儒家法律” 1. “汉承秦制”的确立 “商鞅相孝公, 为秦开帝业”, 秦王朝在统一六国之后延续了“以法为治”的思想, 抛弃了先秦宗法制度“血缘本位”的理念, 并通过大量严刑峻法的制定走向了法治暴力主义的极端。严重的社会矛盾, 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使汉初统治者主张采用黄老学派“无为而治”的思想。然而随着国力的增强, 休养生息的政策不能满足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 这也是汉武帝时期, 经董仲舒改造, 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儒家思想能够迅速为统治者所接受成为正统思想的重要原因。法律体系的构建是与王朝的上层建筑分不开的, 从刘邦“约法三章”到萧何《九章律》的制定, 所谓“汉承秦制”。以《九章律》为例, 其制法思想甚至基本律条都是直接源自秦律, 只是修改或删减了一些过于严酷的律文。纵观整个汉代, 有着体系完备的法律制度, 学术界通常将汉代的法律体系归结为律、令、科、比四类。“律”主要是国家颁布的法典, 是汉代最基本的法律形式, 以《九朝律》为代表。“令”主要是指皇帝颁布的诏令, 在汉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律”, 具有权威性, 甚至可以删改现行法律。 2. 以法为本的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即是将儒家的道德观念与社会文化及法律意识相结合的过程, 其实质是通过将儒家经典作为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 最终达到“礼法结合”的过程。汉代法律的儒家化主要体现在“春秋决狱”, 而其“礼法合一”的发展完善又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是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为汉代法律儒家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 表现出了强烈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诉求;董仲舒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吸收法、道等观点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将改造后的儒家思想确立为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推动了董仲舒提出的“德主刑辅”的法律观念的流行。其次是儒家经义的备受推崇。自孔子始, 《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就备受儒家学者推崇。儒家经典常被赋予政治色彩, 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 而作为儒家核心思想之一的“礼”则被逐渐融入法律构建中, “礼”与“法”开始结合。再次是法律的适应性对法律儒家化提出了时代要求。在立法思想、司法实践以及法律解释等方面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发展。 二、 “春秋监狱”与汉代的礼法相结合 1. 以儒家经典作为断狱依据 程树德在其《九朝律考》中有语:“汉时去古未远, 论事多傅以经义。”“春秋决狱”是汉代法律儒家化的集中体现, 也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判案方式。“春秋决狱”又称“引经决狱”或“经义决狱”, 是以《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司法实践的指导思想, 其中特别以《公羊春秋》为甚, 对司法实践中无成文法可循的乖戾疑难案件, 以儒家经典作为断狱量刑依据的审判方式。“春秋决狱”首倡于董仲舒, 兴盛于汉武帝时期, 于整个汉代甚至整个封建时期的“礼法结合”都有重要影响。董仲舒曾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汇成《春秋决事比》, 今多以散失。其中可见者多以纠正“诛名而不察实, 为善者不必免, 而犯恶者未必刑”为宗旨, 其实质是以《春秋》等经义为司法解释手段来解决疑难案件。“原心定罪”是“春秋决狱”之最主要的指导思想, 正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中所言:“春秋之听狱也, 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 不待成;首恶者, 罪特重;本直者, 其论轻。”意思就是说, “引经决狱”首先要考察犯罪事实和犯罪动机, 根据动机的恶与直来确定量刑的轻重。另外“春秋决狱”还包含“尊尊亲亲”的基本原则, 即尊重应受尊重的人, 亲近应被亲近的人, 实则是宗法礼制强加在法律上的体现。“原心定罪”与“尊尊亲亲”的指导原则所体现的法律“衡平”的思想, 要义在于司法者的自由量裁权, 而由此所引起的“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的人格伪善;以及高下在心, “实则便于酷吏舞文”等弊端也为后世学者所诟病。 2. 刀刺乙:甲,甲即击丙,甲当何论 以“春秋决狱”为代表的汉代法律审判方式, 实则是在无成文法可循的情况下以判例法代替成文法, 或是一种将判例法与成文法相结合的尝试, 这要求法官必须要熟识儒家经典以作引据之用。其所遵循的“原心定罪”以及“尊尊亲亲”的原则又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量裁权。法官对于经典的理解以及“本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