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初年桃花坞木版年画对沪上月份牌设计的影响.docVIP

论民国初年桃花坞木版年画对沪上月份牌设计的影响

姑苏历史源远流长，人才济济，诞生了中国版画史上的一种经典文化符号——桃花坞木版年画。明末清初，苏州出产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可达百万张，除销往江苏、浙江、山西等地外，还随商船远销南洋，其影响深及日本浮世绘版画、“新艺术运动”等领域。1864年，清兵围攻太平天国于苏州，山塘、枫桥一带的店铺、民居被大火焚烧了七天七夜，大量年画画版资料被烧为灰烬，经此浩劫，桃花坞木版年画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辉煌后，从此一蹶不振。

而同时期，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租界在上海诞生[1]，大量移民将上海作为首选的迁入地，在1852年开埠之初，上海人口仅有54万多人，但1935年的人口已达到370多万[2]。沪上因此迅速崛起，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大城市，为适应新兴市民阶层审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嬗变及外商商贸等城市功能的完善，由洋商兴起了一种新的商业广告形式——月份牌。

一、桃花坞木版年画与月份牌设计的溯源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源于宋代雕版绣像图，兴盛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以版刻手法最为精美而闻名，其名字则因画匠集中在桃花坞一带制作而来。桃花坞木版年画画面风格细腻精致，作品鲜艳明快，热闹喜庆，又因地处江南而注入士大夫清新儒雅之风，与北方的杨家埠年画、武强年画之粗狂豪放迥然不同。清末，由于战争等因素影响，桃花坞木版年画逐步衰落。大量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家流亡到上海旧校场附近继续创作，使桃花坞木版年画在新的土壤中产生了异样的光彩，闪烁着灿烂的光辉，时间短暂却甚是辉煌[3]。

月份牌，诞生于清道光年间，民国初年伴随沪上贸易的繁荣及海派文化的发展而兴盛，于抗日战争期间逐步衰落。清末，沪上开埠，洋商大量涌入，激烈竞争沪上商业市场。从19世纪六十年代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对外贸易货值占全国总值的比重，最高曾达到65%，最低也在44%左右[4]。当时，上海集中了外国资本投资的21.7%[5]。为扩大洋货销量，起初洋商印刷了一些画面精美的国外美女、静物或风景的西洋画片运往沪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赠品送予消费者，但收效甚微。后来洋商千方百计寻找原因，悟出只有寻求高度被中国人所接受、家喻户晓的艺术形式进行建构，才能打开销路。桃花坞木版年画由于长期流行于沪上，在沪上拥有固定的消费族群，长期被沪上民众欣赏并接受，引导他们在心中形成了对吴文化的认同。于是洋商对中国传统桃花坞木版年画进行重构，采用当时先进的印刷技术制版，配上阴阳历和二十四节气排成的年历表、商家名称及广告文案，随洋货一道送给顾客，这一形式俨然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平面广告，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的销售。这种中西合璧的新式年画很受人们欢迎，一下子就火了起来，这就是月份牌的前身[6]。

二、月份牌对桃花坞木版年画的传承

由于桃花坞木版年画制作精美，销售范围广泛，使沪上民众长期与桃花坞木版年画或隐或显地联系着，对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文化记忆在不断被强化。文化记忆的兴起把对年画的记忆与认同看作是流动过程，在这一流动过程中，文化记忆把对年画的认同进行固化存储、形构、重构以及多元反思，使年画文化遗迹和认同归属自动生成，体现出年画文化认同的持续稳定嵌入模式，重构了年画民俗文化在现代传播的连贯力[7]。

因此，桃花坞木版年画为月份牌设计提供了养料。《年画技法》曾记载：“在月份牌年画里，浸润着浓郁的中国木版年画馨香。它纯真的天性和温情的魅力渗透着中国的艺术精神、人生理想和文化内涵，用独树一帜的技法表现东方的梦[8]。”

（一）题材的延续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国内灾害频发，但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从太平天国、中法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几乎每一次战争或变革都没有伤及沪上，大批桃花坞艺人逃难至沪上，沪上年画由此繁荣。从题材方面看，沪上年画继承了桃花坞木版年画，而月份牌从沪上年画演变而来，和桃花坞木版年画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月份牌在经历早期西洋画片的低潮后，开始寻找中国消费者喜闻乐见的题材，在众多眼花缭乱的艺术形式中，桃花坞木版年画脱颖而出。早期月份牌的题材明显传承了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元素，包含着吉样寓意和教化功能。桃花坞木版年画的题材分为很多种，如祈福迎祥类、风俗时事类、人物传说类、戏曲故事类及仕女童子类。其中许多题材直接被月份牌招贴设计所延续，如1885年1月9日发行的《申报》，其中关于赠送月份牌广告记载的“外圈绿色印就戏剧十二，各按地支生肖”、“四周花样，系延名画师绘成二十四孝故迹，传神写景”，除此之外还有《龙飞月份牌》、《文武财神月份牌》等，都直接延用了传统桃花坞木版年画的题材，月份牌对桃花坞木版年画题材的延续见表1。

但其中有一类题材最为突出，即仕女类。从保存下来的桃花坞木版年画中，人们可以看到有许多描绘单个或若干少女思虑、玩乐、嬉戏的题材，如《十美踢球图》、《洋灯美人》等。正是这种对美丽少女的喜爱，使得美人成为江南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