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名干部违规聚餐饮酒研讨发言材料.docxVIP

6名干部违规聚餐饮酒研讨发言材料

同志们：

今天，我们围绕近期通报的6名干部违规聚餐饮酒问题开展专题研讨，既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具体行动，也是以案为鉴、以案促改的重要举措。作为参与此次研讨的一员，结合日常工作观察和个人思考，我从问题剖析、原因反思、整改行动三个方面汇报几点认识，与大家共勉。

一、对违规聚餐饮酒问题的深刻剖析

此次6名干部违规聚餐饮酒问题，经核查主要存在以下具体情形：一是时间违规。5名干部为县直单位科级干部，1名为乡镇分管领导，聚餐时间为周三晚20时（工作日），违反“工作日禁止饮酒”的明确规定；二是场合失范。聚餐地点虽非公款消费场所，但其中2名干部邀请了管理服务对象（某项目承建方负责人）参与，存在“亲清不分”的廉政风险；三是影响恶劣。参与人员中包括2名新提任干部，本应以身作则，但未能守住纪律底线，在干部群众中造成“领导干部不带头守规矩”的负面舆论，甚至有群众反映“酒桌文化又抬头了”。

从表象看，这是一起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但深入分析，暴露出的是部分干部对“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认识仍有偏差。比如，其中1名干部在谈话中提到“大家平时工作忙，聚聚联络感情，没想着会违规”，这种“小事无伤大雅”的侥幸心理，恰恰是作风问题滋生的温床；再如，聚餐前3人曾接到单位值班通知，但仍选择请假赴约，反映出纪律意识的淡薄已从“八小时内”延伸到“八小时外”，把组织要求当“软约束”。

二、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反思

这起事件绝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结合日常监督和调研情况，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根源：

第一，思想防线松动，纪律教育存在“空转”。近年来，我们虽常态化开展“以案四说”“廉政家访”等活动，但部分干部仍存在“看客心理”。比如，被查干部中，3人近3年参加过至少5次廉政教育会，却仍将“严禁违规吃喝”的要求抛诸脑后。究其原因，是教育方式停留在“开会读文件、看片写心得”，缺乏针对性。如对年轻干部，未结合其成长经历设计“酒桌文化危害”的情景模拟；对基层干部，未用“身边人身边事”讲透“一顿饭可能毁掉政治生命”的现实案例，导致教育入脑入心效果打折扣。

第二，责任落实虚化，“关键少数”示范作用缺失。6名干部中，有2人是单位分管领导，本应履行“一岗双责”，却成为违规行为的参与者。这反映出部分领导干部存在“手电筒只照别人”的问题。比如，某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年度廉政谈话中曾强调“严禁工作日饮酒”，但对分管干部的“八小时外”活动从未主动过问；某干部所在科室今年3次被上级指出“作风松散”，但其分管领导未及时约谈提醒，反而参与聚餐，形成“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恶性循环。

第三，监督机制滞后，“八小时外”监管存在盲区。现有监督体系对“八小时内”的考勤、值班等有明确抓手，但对“八小时外”的社交圈、生活圈监督手段有限。此次事件中，6名干部的聚餐信息未被提前掌握，暴露出三个短板：一是信息共享不畅，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的餐饮消费数据未与纪检监察机关实时对接；二是群众监督渠道未充分激活，虽然公布了举报电话，但部分群众担心“得罪人”不愿反映；三是单位内部“探照灯”作用未发挥，干部填报的“社交活动备案表”多为事后补填，真实性存疑。

第四，文化积弊未除，“酒桌办事”的陈规仍有市场。部分干部受地方传统习俗影响，将“吃饭喝酒”等同于“联络感情”“推动工作”。比如，参与聚餐的乡镇干部曾提及“项目推进需要协调关系，请对方吃顿饭更方便沟通”；管理服务对象也坦言“不赴约怕被穿小鞋，赴约又怕违规”。这种“酒桌依赖症”本质上是权力观错位，把公权力异化为私人资源，不仅破坏公平营商环境，更损害了干部队伍的公信力。

三、以改促治的具体行动与长效机制建设

针对上述问题，我认为必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重点从以下五方面发力：

一是深化思想铸魂，让纪律规矩“入脑更入心”。要创新廉政教育形式，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一方面，分层分类开展教育：对新提任干部，开展“第一堂廉政课”，用“模拟法庭”还原违规吃喝的纪法后果；对基层干部，组织“老纪检讲案例”活动，用“我曾办过的一起酒局案”讲透“破法必先破纪”的逻辑；对涉及项目审批、资金管理的重点岗位干部，建立“廉政风险提示卡”，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等行为列为“红线事项”，每月推送典型案例。另一方面，推动家庭助廉，开展“家属开放日”“廉洁家书”活动，邀请干部配偶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签订《家庭助廉承诺书》，从“生活圈”筑牢防线。

二是压实责任链条，让“关键少数”扛起“关键责任”。要把“一把手”和领导班子作为监督重点，推动“一岗双责”具体化。首先，明确责任清单：单位主要负责人每季度至少听取1次作风建设专题汇报，对分管领域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开展“蹲点调研”；分管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