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中“重大过失”司法认定研究——基于《公司法》第191条与《民法典》第1191条的对比.pdfVIP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中“重大过失”司法认定研究——基于《公司

法》第191条与《民法典》第1191条的对比

摘要

随着新《公司法》于2023年的修订，其第191条首次明确规定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在执行职务时因故

意或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償責任。这一条款标志

着我国公司法在董监高对第三人责任领域的重大突破，但也同时带来

了“重大过失”这一核心概念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的难题。本研究

旨在深入探讨《公司法》第191条语境下“重大过失”的司法认定标准

，并将其与《民法典》第1191条中用人单位向有重大过失的劳动者追

偿的规定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解决该条款在适用中可能出现的法律

模糊性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

法研究与法解释学分析法，对董监高责任的理论基础、域外经验以及

我国相关法律条文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度剖析。研究结果表明，《公司

法》第191条中的“重大过失”与《民法典》第1191条中的“重大过失

”在立法目的、主体身份、义务来源与注意标准上存在本质区别。前

者的认定应立足于董监高的信义义务与专业人士身份，采用一种更偏

向于客观标准的、与商业判断规则精神相衔接的认定路径。研究结论

认为，司法机关在认定《公司法》第191条的“重大过失”时，应构建

一个包含“义务违反的显著性”、“风险认知或应知的可能性”与“

决策程序的合规性”等多维度的综合判断标准，既要防止董监高滥用

权力损害第三人利益，也要避免因责任泛化而抑制企业家的创新与冒

险精神。本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对于丰富我国公司法侵权责任理论

、指导司法机关准确适用新法、平衡公司、董监高与第三人之间的利

益关系，以及促进公司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董事对第三人责任；重大过失；司法认定；《公司法》

第191条；商业判断规则；注意义务

引言

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宏大背景下，公司作为

市场活动最主要的主体，其治理结构的法治化与现代化水平，直接关

系到市场秩序的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活力。公司治理的核心在于对公司

内部权力的有效配置与监督，其中，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为

公司的“大脑”与“执行官”，其行为的规范性与责任的明确性是关

键所在。长期以来，我国公司法理论与实践主要聚焦于董监高对公司

和股东的责任，即内部责任。然而，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化与社会联

系的日益紧密，董监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的行为，其影响力早已溢出

公司内部，直接或间接地对公司的债权人、消费者、员工乃至社会公

众等第三方产生深刻影响。公司财务造假导致投资者损失、环境污染

决策引发公众健康危机等现象的频繁出现，使得董监高对第三人的直

接侵权责任问题，成为制约现代公司法律制度完善与社会信赖体系构

建的关键因素。

然而，在2023年新《公司法》修订之前，我国法律体系中对于董

监高对第三人的直接责任问题，规定相对原则且分散，缺乏一个清晰

、统一的归责路径，导致实践中第三人向董监高个人追责困难重重。

新《公司法》第191条的横空出世，以“执行公司职务时，因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明确规定，正式

打破了传统公司法人格独立原则对董监高责任的过度屏蔽，构建了董

监高对第三人承担个人责任的直接法律通道。这无疑是中国公司法发

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法律条文的诞生仅是第一步，如何将其精确

地付诸实施，是法律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其中，“重大过失”这一看

似简单的法律术语，实则内涵丰富且极具弹性，其界定的宽严，直接

决定了该条款的适用范围与实际效果。若界定过宽，可能导致董监高

因担心个人责任而畏手畏脚，抑制公司经营活力与创新精神；若界定

过窄，则可能使该条款形同虚设，无法有效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深入研究《公司法》第191条下“重大过失”的司法认定问题，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紧迫性。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公司法》第191条语境下“重大过失”的法

律内涵与司法认定标准，通过与《民法典》等其他法律部门中“重大

过失”概念的对比分析，揭示其特殊性，并尝试构建一个既符合公司

法理、又具有实践可操作性的认定框架。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论层

面，它有助于厘清董监高对第三人责任的法理基础，丰富和完善我国

公司侵权责任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对信义义务理论在外部责任领域的

延伸应用进行有益探索。实践层面，本研究期望能为人民法院在审理

相关案件时，提供一个清晰、合理的裁判思路与裁量基准，避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