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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减负超范围发文整改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基层减负的决策部署，严格执行《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等文件要求，针对前期自查发现的超范围发文问题，我单位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通过全面查摆、深刻剖析、精准施策，推动整改工作取得实效。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问题查摆情况

通过对2022年1月至2023年6月期间制发的127份文件（含各类通知、意见、方案）开展全覆盖梳理，结合基层单位反馈的23条意见建议，梳理出超范围发文问题4类11项具体表现。

一是文件制发层级越位，覆盖范围“层层加码”。部分业务科室在转发上级文件时，未结合本单位职责和基层实际精准限定主送范围，存在“宁多勿少”“求全求稳”倾向。例如，2023年3月转发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春季农田水利设施维护的通知》时，文件主送范围本应限定为农业服务中心、各行政村，但实际扩大至镇综合办、党建办、综治办等8个非相关科室，导致与农田水利无关的科室需承担“阅知”“反馈”等程序，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负担。

二是内容重复叠加，交叉覆盖“空耗资源”。不同业务科室围绕同一工作主题分头制发文件，未充分沟通协调，导致基层需同时落实多份内容高度相似的文件。如2022年11月至12月，乡村振兴办、人居环境整治办先后下发《关于开展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清理的通知》《关于深化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实施方案》，两份文件均要求各村“每周上报清理台账、每月提交总结报告”，但统计口径、报送要求不一致，基层需分别整理两套数据，耗费大量时间核对信息。

三是对象泛化模糊，执行主体“责任虚置”。部分文件对主送单位表述笼统，使用“各相关单位”“有关科室”等模糊表述，未明确具体责任主体，导致基层单位需反复沟通确认“是否属于接收范围”。例如，2023年4月下发的《关于推进“智慧乡村”建设的工作方案》中，将“各站所、各村（社区）”列为主送对象，但未明确组织办、宣传办、应急办等科室的具体职责，部分村（社区）因不清楚自身任务，不得不多次致电询问，增加了沟通成本。

四是配套要求过度，延伸范围“超出实际”。部分文件在正文之外附加额外要求，强制基层制定配套方案、建立工作台账、开展专项培训等，超出基层实际承接能力。如2022年8月下发的《关于加强暑期儿童关爱服务的指导意见》，除明确村（社区）主要任务外，额外要求“各村需成立5人以上工作专班、每月召开2次专题会议、每季度提交1份调研报告”，而部分村仅有3名专职工作人员，此类要求实际难以落实，最终演变为“留痕应付”。

二、原因剖析

针对上述问题，通过召开专题研讨会、谈心谈话、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剖析根源，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原因：

一是政绩观存在偏差，“以文件落实文件”思维惯性未破除。部分科室负责人认为“发文件=抓落实”，将文件制发数量作为体现工作力度的依据，片面追求“全覆盖”“无死角”，忽视了文件的实际效用。调研中，1名科室负责人坦言：“上级强调要重视某项工作，我们如果不发文件，怕被认为没行动，所以宁愿范围划大一点，让基层‘有备无患’。”

二是制度执行不严，文件审核“关口”作用未充分发挥。虽然已制定《公文处理办法》，但对文件必要性、范围合理性的审核仅停留在“形式合规”层面，未建立“实质审核”机制。办公室审核人员多关注格式是否规范、文号是否正确，对“是否必须发文”“主送范围是否精准”等关键问题缺乏深入把关，导致部分超范围文件“带病出台”。

三是业务能力不足，办文人员对政策把握不够精准。部分科室文书岗位人员变动频繁，新入职人员未系统学习公文处理规范，对“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适用范围理解不深，对“主送、抄送、印发”的区别掌握不透，在起草文件时习惯参照以往模板，导致范围划定“依葫芦画瓢”，缺乏针对性。2023年上半年新入职的3名文书中，2人表示“不清楚如何界定‘相关单位’的具体范围”。

四是监督评估缺位，文件“后半篇文章”未做扎实。对文件制发后的执行效果缺乏跟踪问效，未建立基层反馈机制，导致超范围发文问题难以及时发现。2022年以来，仅开展过1次文件执行情况调研，且重点聚焦“任务完成率”，未关注“文件负担度”。基层单位因担心“提意见影响考核”，普遍选择“被动接受”，未能形成“制发-反馈-调整”的闭环管理。

三、整改措施及成效

针对查摆出的问题，我们坚持“立行立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原则，从机制完善、流程优化、能力提升、监督强化四方面发力，推动整改工作走深走实。

（一）构建“负面清单+前置审核”机制，严控文件制发“入口关”

制定《超范围发文负面清单》，明确“上级文件已明确具体落实单位的不得扩大范围”“同一事项3个月内已有文件部署的不得重复发文”“任务可通过电话、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