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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1.1国外研究现状

1.1.1高管持股比例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

Forker（1992）分析了公司治理与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公司审计与披露质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经理人所持股份的百分比与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也很直接，但这在统计上不显著；审计师的存在与披露质量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也很薄弱；非执行（独立）经理与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是出乎意料的（直接），但在统计上并不显着[1]。Warfieldetal.（1995）研究了公司的一系列职能机制，例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并提出公司经理人持有的公司股票与企业盈余信息的披露呈正相关[2]。Nagaretal.（2003）的研究表明，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与CEO所持股票比例是正相关的关系[3]。Engetal.（2003）对新加坡公司的治理结构对其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进行了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随着管理持有的股份的减少和政府持有的股份权的增加，新加坡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也会提高[4]。

1.1.2董事会特征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

Beasley（1996）提出，在上市公司中，企业的外部董事数量和会计信息披露是正相关的，所以可以通过增加外部董事的任期时间，同时减少其兼任的公司数量的方法来减少上市公司财务欺诈[5]。Simonetal.（2001）通过检验审计委员会、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对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的影响，表明了审计委员会对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是正面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两个职位由一人兼任对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是负面的[6]。Engetal.（2003）而且随着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程度也会降低[4]。Guletal.（2004）基于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得到了我国上市公司实行两职合一的制度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结论[7]。Arcayetal.（2005）研究了西班牙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公司特征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得出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的控股比例以及股票期权计划作为董事薪酬的批准与披露直接相关的结论[8]。

1.2国内研究现状

1.2.1股权特征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

李红霞等（2007）的研究表明，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在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方面表现得更好[9]。宫义飞等（2010）将深交所的信息披露评价等级作为基础，通过分析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各个方面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发现流通股比例越高，信息透明度也就越高，从而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高[10]。陈德艳等（2011）认为，公司的治理结构中的国有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对自愿性信息披露有显著的影响[11]。陈凡（2014）认为，流通股份的百分比，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的百分比，股份的集中度以及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二职合一都将对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产生重大影响[12]。宋永春（2017）认为，当一家公司处于国家控制之下时，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水平相对较低，如果公司不受国家控制，那么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水平将相对较高；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有改善自我披露的积极影响，但不显著[13]。王苹香等（2017）通过对金融业上市公司2009-2015年数据的研究得出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流通股比例是正相关的关系[14]。刘芳（2018）通过对博元投资有限公司的表外信息披露的分析得股东大会拥有公司的大部分权利，而权利的过于集中会导致管理层更方便的篡改披露信息，不利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结论[15]。

1.2.2董事会特征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

钟伟强（2006）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董事长与总经理合并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加强，对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有降低的作用[16]。陈德艳等（2011）认为，公司的治理结构中的独立董事比例和审计委员会对自愿性信息披露有显著的影响[11]。王建琼等（2013）对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公司2007年至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是所研究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没有因为董事的繁忙程度下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17]。陈凡（2014）认为，独立董事所占百分比，董事会规模，国有股所占百分比与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信息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12]。朱丹（2014）分析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和内部治理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之间的数据采用了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分析方法。最后得到了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18]。贺玛丽（2014）对上市中小型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两个职位的分离和披露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19]。宋永春（2017）认为，关于董事会规模，可以通过扩大董事会规模来有效提高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水平；董